“食在广州”之于这座南粤名城的意义，已经不止于饮食文化与产业的范畴，而是上升到城市人文精神建构与城市形象传播的高度。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标识，“食在广州”汇聚了一系列历史书写，并凝结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在“食在广州”这一城市形象生产的过程中，作家书写担当了重要角色。尤其在1912—1949年，现代作家纷至沓来，书写了大量关于广州饮食文化的文字，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记忆。

　　餐馆是现代作家活动的重要空间

　　“食在广州”作为一种饮食文化现象，兴起于清代十三行“一口通商”时期；作为一种概念，则生成于清末民初。“食在广州”的文化氛围真正达到高潮，则是在民国时期。彼时，“十步一酒楼，五步一茶室”是广州城市空间的显著特征。广州餐馆、酒楼、茶室此起彼伏地涌现在现代作家书写当中，成为他们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最独特的空间之一。

　　1927年，鲁迅在广州生活了253天，其在日记中记载赴餐馆的经历达43次之多，频率大于其在北京、厦门、上海生活的时期。他经常与亲朋密友以及青年学生，一同前往荟芳园、北园、陆园、大观园、妙奇香、国民餐厅、福来居、南园、太平馆等餐馆、茶楼。时至今日，这些餐馆、茶楼大多已经消逝于历史尘埃中，仅有太平馆等个别餐馆尚在营业，仍是备受推崇的饮食圣地。

　　1926—1927年，“创造社”主要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相继来到广州，同样对这里的饮食文化青睐有加。在《创造十年续篇》中，郭沫若不吝笔墨地写道：“吃了荔枝，吃了龙眼、蕉，吃了田鸡饭，吃了烧鸽，吃了蚝油板面……”南国独特的风物与菜品让他颇为流连，而后其重返广州达9次之多，在广州北园、南园、泮溪酒家等多个地标性餐馆留下逸闻、诗词与墨宝。另一位作家郁达夫，在《病闲日记》中明确提及的广州餐馆达18种之多，其中部分餐馆和鲁迅的记述有重合。沙面、荔枝湾等人文景点与太平馆、南园酒家等餐馆，构成了他笔下广州闲情逸致的生活。

　　倘若将现代作家在广州的活动空间与他们在上海等地的活动空间相对比，将会明显发现其中差异。现代作家在上海的活动空间，大多在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等地。这些颇具“摩登”意味的上海城市空间，承载着中国作家对“现代”的文化想象，氤氲着西化、时尚与浪漫的气息。而在现代作家关于广州的书写当中，餐馆、酒楼、茶室等极具市民生活气息的城市空间则占据重要分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广州独具一格的人文魅力。

　　饮食文化蕴含广州城市人文精神

　　城市空间主要由各类风物、建筑构成，但其文化意义远不止于风物、建筑层面，而是与城市人文精神密切相关。或者说，城市空间的特征归根结底是城市人文精神的表征。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空间的突出特征之一便是密布着各种类型、各种等级的餐馆、酒楼、茶室，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特色。粤菜的制作基于本土风物与风情，同时容纳中国北方与西方的技艺与食材，体现了文化包容与开放的观念。

　　在现代作家群体当中，对“食在广州”给予最深情、最精细描述，对“食在广州”背后城市人文精神有着最真切体验的作家，当属巴金。1933年，巴金首次来穗，便真切感受到广州饮食文化的兴盛。他在《广州二月记》中结合自己的观察与体验，对广州饮食文化做了相当精细的描述，其中涉及餐馆与茶楼的城区分布、装潢风格与经验策略、市民饮食场景等方面，是不可多得的考察广州现代饮食发展史的重要文献。文中记载，有一次，巴金独自一人来到永汉路（今北京路）的一家茶室喝茶，望着窗外街市的热闹景象，他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喟：“广州是一个阳光常照的温暖的城市，假若我们爱春天爱太阳的话，那么广州还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巴金对于“食在广州”蕴含的人文精神最强烈的感知，是在1938年日军轰炸城市期间。当时巴金在此生活，与这座城市一起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并透过饮食感受到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坚韧与可爱。1938年8月，广州连遭轰炸，在此期间，巴金写下了《在广州》一文。他以极其细腻的笔触记述了广州人如何用饮食来抵御灾难与恐惧。“晚上有月亮，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夜袭。但是大家若无其事地到号称广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饭。我们愉快地谈笑，把白天的经历当作一场怪梦……人在广州学会了镇静，学会了不怕死……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长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光十分明亮。长堤上摆满了小贩的担子，在两次轰炸以后还能够看见这样热闹的夜市，这是我万想不到的！”就算城市就要毁灭，就算一切都无可把握，也要认认真真吃好一顿饭，也要从从容容快活一场。或许，这就是广州人的生活哲学，也是这座城给予巴金的最大的心灵震撼与生命慰藉。由此来看，现代文人既是“食在广州”城市文化的体验者与城市形象创建的参与者，同时又是城市人文精神感化的对象。

　　“食在广州”书写研究的意义

　　来到广州的现代文人并非都是深谙食味之道的资深美食家，徜徉于餐馆、酒楼也许只是源于餐桌简单的诱惑，抑或仅仅为了消遣、会友。他们对“食在广州”的书写也并非长篇专论，而是仅仅散见于日记、信札、游记、回忆录等边缘文体当中，并呈现碎片化、潜在化的状态。但就是这些蕴含着生命温度与情感体验的文字，建构起广州饮食文化的城市空间，拼接出“食在广州”的城市地图，并凝结为人文广州真切生动的文化记忆。现代文人吉光片羽式的文字所形成的“食在广州”叙述传统，一方面从侧面展现了广州这座南粤名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重要又特殊的文化地位，另一方面则提醒我们大有必要从生活史的视角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的生成、演进脉络。

　　长期以来，国内人文学界的城市研究多以上海、北京为对象，有意或无意中忽视了关于广州的现代书写脉络，遮蔽了中国城市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复杂内涵。目前，学界关于“食在广州”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饮食史、饮食技艺、饮食品牌传播、饮食产业政策等方面，而关于“食在广州”的书写研究还不多见。从广州饮食文化的视角切入现代作家书写研究，既是这座城市现代文化建构的题中之义，又是对拓展“文化广州”研究的回应与思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梳理现代作家关于“食在广州”的书写脉络，探究特定城市空间中作家生活史、心灵史与创作史的互动关联，或可对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拓展有所裨益。总而言之，现代作家关于“食在广州”的书写，构建了“食在广州”的城市形象，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与不可多得的人文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