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又是中西文化的汇集地和交流的窗口。图为2018年1月1日，深圳东门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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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流动最频繁、国内移民数量最多、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移民所创造的移民文化，具有先天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特质，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移民城市人口流动性高，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带来了各自的地域文化。这些色彩多样的地域文化在移民城市中互相交流、融合，便让移民城市形成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在移民城市，人们很少有排外、封闭的心理，更注重个人的实力和创造潜能的发挥。开放性使城市的发展拥有了自由的空间，也保持了恒久的活力。

　　文化的源泉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话与互动。移民城市的这种对话与互动强化了人们的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向社会和人的心灵开放。向社会开放，指人与人公平竞争、互助合作、和谐发展，其实质是求善。向心灵的开放，指人身处在多样性的移民文化中，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优秀的精神文化，从而净化心灵，促进身心平衡，提高人生境界，其实质是求美。

　　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的移民在交流、对话、互动的过程中，吸收与借鉴他人的先进观念与行为方式，突破固有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局限。在深圳，移民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得更为突出。深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又是中西文化的汇集地和交流的窗口。深圳的对外开放，既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又传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深圳移民文化以世界性的现代文化为追求目标，变被动渗透为主动吸收，引进世界各地先进的思想文化，经过消化与扬弃，建构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新文化——移民文化。这种新文化既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吸取外来有益文化；既能满足深圳移民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又能为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所接受。在这里，尽管多种方言混杂，但普通话还是第一语言。正是这种开放性，使深圳移民扩大了交往、开阔了眼界，敢于“引进来”和“走出去”，从而拓展了深圳城市发展的空间。

　　营造和谐发展氛围 

　　深圳与境外的频繁交往和人员流动，成为深圳移民文化包容性的客观基础。在深圳，可以感受到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忠孝观念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另一方面，西方现代的企业文化和道德观念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职员脑中。中国传统的以自然人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与现代西方以法人为主体的思想文化在这里发生正面交锋。二者的融合，凸显了深圳移民文化的包容性。同时，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其居民来自全国各地，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不尽相同，各种观念互相撞击，融为一体，形成了类似于美国和新加坡的“熔炉式”的移民文化，包容性特征更加清晰可见。

　　包容来自开放。兼收并蓄的开放格局使移民文化表现为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鲜明的包容性特征。移民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培养了人们的和谐思想。移民在处理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时，采取宽容和善的心态；在面对不同文化时，追求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而没有非此即彼或你轻我重的心态，进而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形态。每一位移民都是文化的载体，都会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差异，都需要应对新的文化压力和标准。在此情况下，承认各自文化的差异、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文化选择，也由此体现移民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和谐与统一。

　　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创新是移民文化的特质之一。移民背井离乡，来到新的环境中，面对新的严峻挑战，必须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思想观念，敢闯敢试，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在深圳发展早期，移民不仅需要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如水涝、台风、炎热、蚊虫等，同时也面临社会环境的沉重压力。

　　“四分钱的奖励惊动中央”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故事发生在深圳蛇口。1979年7月2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蛇口工业区的发展面临巨大阻力。同年8月，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开工后，工人们干劲不高，泥头车司机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20—30车。两个月之后，工程进展缓慢，当时工业区的负责人袁庚指示加快工程进度。于是，工程处决定开始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即每人每天完成40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部分，每车奖4分钱。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每人每天运泥达80—90车。干劲大的司机甚至达131车，每天可领奖金5.24元，每月奖金远远超出工资。实行奖励制度后，泥头车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大家提前上班，天黑不愿下班，还要由车队长赶工人下班。为了节省时间，司机们尽量减少喝水、上厕所的次数，下班以后还主动检修车辆……码头施工开始提速，原计划于1980年3月底完工的工程，整整提前一个月完成，为国家多创产值达130万元。但1980年4月，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超额奖励停止后，工程进度一再拖延。袁庚先后起草了《关于蛇口工业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和《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两份材料，逐级报送到中央，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同年8月，蛇口工业区恢复定额超产奖。此后，国内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从此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工资制，开始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浮动工资制。

　　这个故事仅仅是当时深圳在改革创新过程中所遇到阻力的一个缩影。后来，袁庚回忆说：“当时《文汇报》发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现在讲改革开放史，人们还经常提起这篇文章，题目叫《租界的由来》。这篇文章影射当时搞经济特区都成了国外的租界了，是卖国求荣。这件事对特区人打击特别大。特区的同志，包括当年在广东省工作的人，日子过得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他们拿不准中央的想法，感觉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拼。”尽管如此，移民们还是毅然决然地摆脱传统的体制束缚，在深圳率先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例如，率先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减少指令性计划和实物指标；率先进行物价改革，放开一部分商品和劳动的价格，随行就市；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率先试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厂长）负责制；率先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等。正是这种开拓创新的移民精神造就了深圳的辉煌，并成为深圳持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新移民的文化认同研究”（18BKS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深圳大学移民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