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书法如同其文学作品一样广受后人喜爱。从书法传播的途径来看，历代刊刻的各种法帖集中展现了苏轼书迹的后世接受过程。然就搜集情形来看，容庚《丛帖目》汇集天下诸多法帖，透过其考察苏轼书迹的后世考鉴与接受过程，是研究苏轼书法传播及明清学术思想观念的一个新视角。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出身晚清书宦门第，少年时期深受四舅邓尔雅诗文书画之影响。据丛帖目》序所述，容庚自初中时就对金石文字及书法感兴趣，研究《说文古籀补》《佩文斋书画谱》等，从1931年开始锐意搜集法帖。

　　《丛帖目》“题识”与苏轼书迹考鉴

　　《丛帖目》中收录苏轼书迹颇多，约1000余条。当然，《丛帖目》涵盖不同法帖底本以及多次重新摹勒的同一碑帖。从法帖收录频率来看，最高者是《黄州寒食帖》，其次为《归去来兮辞》《赤壁赋》等。

　　一是考辨有无。《丛帖目》中的跋语多由容庚辑录张伯英《法帖提要》为主，并适量增入个人见解。因其所见甚广，丛帖谱系又十分庞杂，故关乎书迹真伪的讨论不在少数。如南宋摹勒、清代道光二十六年耆英翻刻、粤人再次翻刻的《澄清堂帖》，容庚在跋语中尖锐指出，固始张玮所藏并非同一系统，且另有“十一卷”本。容庚还将卷十一《泰山刻石》苏轼跋照录一过，发现《东坡集》所录苏轼此跋缺“正月七日甲子记”一句。

　　《丛帖目》中也收录了不少苏轼伪迹。众所周知，书迹真伪与优劣无直接关系，也即真的未必优，伪的未必劣。因此，在众多渊源不明、传承紊乱的法帖中，去着力清查某一件法帖的渊源脉络及其真伪优劣并非易事。容庚所采用的办法多是目鉴，将书迹风格置放于苏轼书风形成与嬗变的大背景中进行讨论。有时为了结论的客观与科学性，往往将张伯英相关题跋、评注一并收录于此。作为金石学家的容庚，并未一味将书迹真伪当作判定其价值抑或是否收录《丛帖目》之内的唯一标准。相反，容庚多从艺术文献的角度去搜集法帖。如《澄鉴堂石刻》所收《苏轼画竹立轴记》后面附有韩琦、文彦博、米芾等数十人的题款。

　　至于张伯英所跋，容庚也并非全然接受，原因在于二人所见法帖可能并不相同。如《李书楼正字帖》之后容庚按语曰“张伯英所见此帖，分东坡为二卷，阙元明人书”；《净云枝藏帖》后张伯英跋称是帖八卷，东坡大字三十字乃摘临《与史全叔评吴道子画》石刻，“笔法字形均失之，是蒋氏误收伪迹”。然查《丛帖目》所录，亦与张跋不合。

　　二是厘定风格。《丛帖目》中还收录不少有关苏轼书风的评论。《戏鸿堂法书》十六卷中有《郭尚先戏鸿堂帖·苏米书〉》云：“昔人论叔夜书如独鹤归林，群鸟乍散，今其书不可见，即以题东坡书，似无不可。”清人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曰：“东坡海外书，元气浑沦，如劲柏长松，雪积霜侵，弥形苍郁。元常书自季海后无津逮者，习书不经此境，终是味浅。东坡书厚而畅，亦是师法高耳。上下三千年，能为纵横势者，子敬、清臣而下，自当归之子瞻，景度尚远在。”透过跋语中对苏轼书风“厚而畅”的师法渊源，对苏轼书到兴时“更有遇处”的认知，可以清晰看出清人眼中苏轼书作在明清书家中的崇高地位。

　　《丛帖目》所录跋语中，着墨较多的苏轼书风传承者还有刘墉，容庚既然多次照录张伯英跋语中的刘墉评语，显然识见相埒。《岳雪楼鉴真法帖》张伯英跋：苏书六种，大字七截诗。刘墉题云“极横轶之势，而不离法度”。在《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后，张伯英评价第十二册第一帖苏轼《春帖子词》时，判定其与《戏鸿堂》《式古堂》二帖皆不同。但却直接引用刘墉之语“《春帖子词》以《鸿堂帖》所刻为正”。既然如此倚重刘墉之跋，那么，其书是否真正承袭苏书了呢？《寒香馆藏真帖》后张伯英跋：“刘石庵书筑基于赵，而参以苏、董，晚年乃尽变赵之形貌，所诣出诸家以外。”此可谓一语中的，将刘墉学苏的方法、过程、目的甚至最终的书风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

　　三是穷溯源流。《谷园摹古法帖二十卷》后的张伯英跋语，立足于法帖渊源，根据风格及内容进行厘定。称“此帖以宋四家为大观，多取材于《三希堂》。《三希堂》之苏黄伪帖，此颇删汰，苏书《子由梦李士宁》一则，则删之未尽者。《登临览观》十六行出《快雪堂》，《题郭熙山水二绝》出《式古堂》，《正辅老兄》一札出《翰香馆》。皆伪迹。”又《秦邮帖》后有张伯英跋语，其内容为考订是帖辑录人师亮采的籍贯生卒、署高邮知州时间兼及与文游台四贤祠有关的诸多史实。同时敏锐指出“《春帖子词》与《戏鸿堂》《三希堂》两本皆不同，直与坡书不类”。并认为《墨妙亭诗》，乃自实依误收伪苏的《戏鸿堂》摹出；《挑耳图题后》乃王梦楼临本；《清虚堂诗》摹自《听雨楼》。

　　再有，《惕无咎斋藏帖二卷》后的张伯英跋语则对《东坡制草》的相关语境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从收藏人明代袁忠徹谈起，兼论“四草”为左仆射范纯仁、著作郎范祖禹、吏部郎中范纯礼、知卫州王晢。渐而梳理出江秋史于乾隆时见此墨迹，已无范纯仁诏。疑此帖上卷乃旧刻也。尚有刘锡诏刻南雪斋帖者，亦于此卷中散出，忠徹藏印犹在，惜正统三年忠徹作跋，不言制草共若干通也。最终认定，“《晚香堂》、《三希堂》所刻，与此不同，此实坡公伪迹”。因此，对法帖渊源的追溯与判定也成为《丛帖目》跋语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苏轼书迹的后世接受

　　（一）书法临摹。作为宋代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苏轼在后世广为接受的方式之一自然是书作的临摹。这种传播方式，大量存在于《丛帖目》之中。如《天香楼藏帖八卷》卷七张照《临宋苏黄米蔡四家帖》、《临苏轼与知府龙图书》、《临苏轼赵孟頫董其昌三家帖》；《海山仙馆藏真三刻》卷十二刘都《临苏诗七绝二首》、卷十四曹曰瑛《临苏轼桤林七律》；《盼云轩鉴定真迹》卷五永瑆临摹的《苏东坡与若虚总管书》；等等。

　　然在张伯英看来，以上书法临摹却也存在选择范本不精的弊端。如永瑆所临《苏东坡与若虚总管书》即《三希堂》误收之东坡伪迹。《壮陶阁帖》收录苏轼书作不少，但在张伯英看来“苏轼十二帖，伪者居其六”。

　　（二）文学书写。经典的书作首先是一件优秀的文学作品，苏轼书迹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后世对苏轼书作的接受，也呈现在对其文学作品的选择性书写之上。从《丛帖目》来看，文学名篇《赤壁赋》深受后代书家追崇，传抄者不乏其人。从传世数量及对后世影响来看，以文徵明、董其昌为最。如蔡世松《墨缘堂藏真》收录文徵明《〈赤壁赋〉并跋》、《明人小楷帖二卷》卷一文徵明《前后〈赤壁赋〉并跋（文震孟跋）》；《澄观堂帖六卷》卷五《董其昌〈后赤壁赋〉》、《宝鼎斋法书》卷三董其昌书苏轼《〈后赤壁赋〉并浪淘沙词》、《百石堂藏帖》卷七董其昌书《后赤壁赋》等。凡此，皆可看出文学名篇的感召力。

　　在董其昌看来，苏轼书学徐浩，是宋代书学承传的典范，而又因其诗歌的深厚造诣，终而成为后人不断推崇的对象。除了书法临摹与文学之外，亦有使用图画阐释诗文意趣者，如武元直、沈徵士等皆曾使用绘画的形式表现赤壁，由此书法、文学、绘画三者得到了有效联结。这无疑为当前书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释读空间。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苏轼书迹汇考”（18YJC76005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