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和地域文化研究正逐渐成为学术热点，挖掘地域文化的资源备受期待。传统文学发展到清代的一个很重要特点是，地域文学的兴起和地域性文学流派的涌现。从文学史来看，大多地域性文学流派产生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以词学为例，如阳羡词派、西泠词派、常州词派、浙西词派等。但是在清代晚期，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广西出现了临桂词派，这给广西文化带来了光彩。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 

　　“重拙大”影响深远 

　　临桂词派是产生在广西桂林的词派。清代广西桂林曰临桂。据史料记载，唐至德二年（757）改始安县为临桂县，历经后梁、后唐、楚、南汉、宋、元、明、清诸代，1912年撤销县的建制，今市区为临桂县地。这里的临桂空间范围是后来的桂林市辖境，与后来的临桂县和现在的临桂区辖境不同。临桂词派成员不完全是临桂人。如宋代江西诗派不完全是江西人一样。临桂词派主要成员包括晚清四大词家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因领袖人物王鹏运、况周颐为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故称临桂词派。代表性临桂词人还有刘福姚、邓鸿荃、龙继栋、张琮、秦致祜等人，以及一些周边人士，如经常参与词坛活动的永福县籍韦业祥等，该词派是一个以粤西文学群体为主的文学流派。临桂词派也称为桂派。近代词学家蔡蒿云在《柯亭词论》中把清词派别分为三期，而“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疆村等……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唯有此派，馀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教虽不同，而词派则同”。对此概括恰当，评价颇高。  

　　临桂词派在晚清的重要影响在于有重量级词坛巨匠和词学理论，刊刻整理了一系列词集泽被文坛。临桂词派的领袖人物王鹏运之词以苏、辛为宗，多感叹家国之痛，有黍离之哀伤，气韵雄浑。叶恭绰提到，王半塘词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被誉为晚清四大词人之首。王鹏运自刊刻词集《袖墨秋虫味梨》，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在历代词的整理出版上，他贡献尤其卓著。宋词之前主要是依靠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但讹误甚多。王鹏运搜集各类文献资料，汲取朴学之精髓，通过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等整理之法，校勘了《四印斋所刻词》16册、《南宋四名臣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25种30卷，以及吴文英《梦窗词》等。刊刻整理宋词在数量上和校勘质量上前所未有，对词的传承贡献巨大。况周颐是临桂词派另一位重要巨匠。他对粤西词做过整理，辑有《粤西词见》，编辑过《薇省词钞》等。自作词有《新莺》《玉梅》《锦钱》等九种，合刊成《第一生修梅花馆词》五卷，又删定为《蕙风词》二卷。影响最大的是其理论著作《蕙风词话》，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词学观点。 

　　临桂词派影响大在于提出了“重拙大”的理论主张，并且这种主张引起了词坛的巨大反响。“重拙大”由王鹏运首先在词学领域提出，而后经况周颐发扬光大。《蕙风词话》卷一云：“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蔡嵩云在《柯亭词论》提出：况周颐“论慢词，标出重大拙三字境界，可谓目光如炬”。这在晚清词坛中可谓登高振臂一呼。关于“重拙大”的理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作了解释，所谓“重”，“重者，沉重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所谓“拙”，就是“恰到好处，恰够消息，毋不及，毋太过”。所谓“大”，指词的意境博大，寄托深远，内蕴丰厚。这一理论高标独领，指出了向上一路。 

　　历史文化孕育临桂词派 

　　临桂词派产生在粤西并非偶然。桂林不是文化沙漠，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岭南的经济和文化重镇，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自汉代以后，中原文化播衍到粤西，主要积淀在桂林。中国历代文学家对桂林都有咏叹，甚至宦游或寓居桂林。举其大者如颜延之做过始安郡太守、李商隐做过幕府、范成大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静江府（广西桂林）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清代以后，袁枚等文学家来过桂林，在桂林有过丰富的创作，滋养了桂林及粤西的文化。自唐代赵观文考取状元后，处于偏远地区的广西，历代科举考取的进士尤以桂林居多。他们走出广西，参与国家管理，并与全国文坛一起切磋交流。王鹏运和况周颐就是其中的代表。 

　　临桂词派是广西自古以来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是近代广西文化土壤的光彩。临桂词派的出现给今天的广西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文学的繁荣兴盛和巨大影响一定要有大视野的大作家和大理论家，一定要有走出广西、走出地域的视界，一定要有领风气之先的精神。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蕙风词话》   李永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