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金宇澄，在巨鹿路一间堆叠了书籍纸张的编辑部屋子。这是他几十年安身的空间，所有物件都是旧的，木格窗外几株迟桂开放。此前他托朋友寄赠新作《回望》，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本书，而是打开老上海内情的一扇窗户。　　

　　《繁花》在薄薄的沪上道情帷幕下，已呈列着坚实可靠的生存细节，把所谓“魔性”带回了不事雕饰的人性地面。至《回望》，则卸下了方言的负担，以老练深沉的文字，追寻父辈的历史。读到这些文字时，以前似远似近的金宇澄穿过了那层薄帏，向我走来，坐在我这个后辈的对面，似已等候多时。　　

　　得知年龄，意外的是，他比我想象的更老，却也更年轻，越过了年龄和名声的藩篱，写着国内尚在开创期的非虚构文字。　　

　　见面不久，金宇澄问我是否抽烟，告知以否，他递给我一颗糖，自己的指间升起缓缓烟雾。烟丝似往事，凝聚又化开，就像我手里的大白兔奶糖，也含有自身的坚硬，需要咀嚼。　　

　　闲聊下来，渐渐感到，他正是用漫长的时光，将那些凝重的往事一再咀嚼，化开了传递给我们。其中的苦味，已由他自行研磨，以至于往往被我们忽略。

　　《回望》从故乡黎里开头。我看到过两本类似的回忆录，《盲人奥里翁》和《寻找家园》，两者都有江南水乡家世，民生辛苦情节。但相比后者，金宇澄无激昂愤慨之辞，较之前者，又无低徊婉转之态，在对二十世纪艰危冲突的回望中，自有一种深沉厚道于其间，足以滋养人心，消泯戾气。　　

　　这种平和从何而来？很多时候，当我们试图以世故的积累略去年轻的棱角，得到的不过是无意义的庸俗。而对面金宇澄额头的皱纹，和他指尖升起的沉郁烟丝里，却有一种莫名的纯真感觉，让人体会到其中沉积的不是世故，而是初始执着的质量，他把那些尖锐之物自己承担了，把平和留给我们。在回忆知青生活的《碗》中，我们还能直观地看到几许痛切，似乎透露着作者的心还未能足够沉着，到了《回望》，则已全然负载了这份生命之重。　　

　　这把他和那些流连于洋场风景、市民趣味的“海派文学”区分了开来，就像他的故乡黎里、他父母辈的蹉跌经历把金宇澄和一个典型的“阿拉上海人”区分开来。实际我们每个人也都凭藉自己的经历，和某种过于流行的身份认同区分开来，在上海这个标签过于明显的地方，这种区分意味着他要承受很多，回避很多，放弃很多。　　

　　于是在讲究“出名要趁早”的海上文坛，金宇澄在“老编辑”的帷幕后埋名到了六十来岁，这几乎是一个对写作者盖棺论定、封诰贴金的年龄，他却以看似不合适的厚重出现，改变了沪上文学的格局，以至气质。　　

　　同样的例子，有德语文学中的凯尔泰斯·伊姆莱，相比于君特·格拉斯的少年成名，凯尔泰斯到了暮年才摆脱了“翻译家”面目，成为“大屠杀”文学的杰出纪念碑，这固然是命运，却也有一种无言的自觉在其间，凯氏早年的日记里，漫步在悬铃木林荫道，望着落叶“灰白下垂的手掌”，已经暗自祈祷“但愿到了暮年再出名”。我想，这也曾是金宇澄在上海遍植悬铃木　(俗称法国梧桐)　街头的心事。他曾经有二十年不写，为了等待有一天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