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日渐发达，总留给人一种印象，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喜欢读书了。我对这一看法并不十分认同。恰是因为有了社交媒体，普通人可以分享自己的状态，而淘书一族则尤爱晒书。其中自然也不乏附庸风雅之辈，但却也让我更加确信吾道不孤。前几日，偶然在一个年轻人的微博里看见几帧照片，我一眼便认出了其中一幅图里的书店，勾起了数年前在这里淘书的回忆。　　

　　那是一家旧书店，位于德国小城哥廷根的老城区。许多中国人知道这座城市，或许是因为季羡林先生曾在此留学的缘故。据说季先生在朗润园的家中坐拥书城，其中有一部分是他从德国带回来的，从　《留德十年》　这本书里看不出多少季先生远游的经历，想来这批德文书籍中的大部分应该是他在哥廷根时置下的吧。书中季老自述，常常节衣缩食购买图书。同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傅斯年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而远在牛津、家境优越的杨宪益则不同，购书豪掷千金，凡经书肆必出手，其势堪比风卷残云。这一代学人都已故去，季先生的书都归了北大了吧。杨先生也卖了大批藏书，剩下的带回国内，后来竟毁于一旦，到了晚年，架上的书也任朋友们拿走。陈先生在生活窘迫时卖了一大批藏书。而孟真先生在抗战期间，也变卖过藏书度日或接济友人。　　

　　书与人一样，聚散无常，很多人不免感慨。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一聚一散，才使那些旧书店存活了下来，也让新一代的书蠹们能够觅到食粮。记得　《查令十字街84号》　书里有一封店员回给海莲小姐的信，说弗兰克先生到乡下收书去了。董桥先生的书话里也常有与书商朋友去人家收书的场面。在哥廷根这样的大学城，老教授一旦过世，他们的藏书多半会流入旧书铺，再过些日子，又会在另一个教授或学生的书橱里寻得一席之地，如是流转不息。　　

　　我就在老城的几家书店里买到过这样的私藏，并非什么珍稀版本，扉页上会有签名或藏书票。翻开书，有时候会闻到或浓或淡的香烟或雪茄味，我对此倒不反感，甚至觉得透着这气息与它的旧主人神交了。也有人不喜欢，因此网上的旧书店往往会在书品的描述中添加“主人吸烟”( aus Raucherhaushalt)　字样。不仅如此，夹在书里种种物件也都留下了主人一生的鳞爪，诸如当做书签的旧火车票根，寄自友人的明信片，与此书有关的剪报，干枯的花瓣……凡此种种，我一概予以保留，将其视作主人生命的延续，让他与自己的书相伴。　　

　　在小城两年间，我见到过的最有意思的一批旧藏来自ExLibris书店。喜欢藏书票的人对这块招牌的意思不会陌生。一天从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出来，照理拐到附近的这家旧书店里逛逛。进了店门，只见老板正埋头整理一摞纸箱里的书，他见我进来，忙对我说，这里或许有你喜欢的书。原来这是从一位汉学家那里收来的书，我俯身一本本地取出翻阅。从年代来看，这些书大致出版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多与中国现当代史有关。其中以“文革”文献最多，既有德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和国情报告，也有译自英美法日等文字的著作。从学术角度看，这些作品有些过时了。受条件所限，当时这类著作所能依据的资料多为中国官方的报章和公告，以及少数能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的报道和口述。倒是两本法国人写的旅行报道颇为有意思，算是一手材料，里面记录的事情颇为生动鲜活，因为是异域之眼，所以观感和评论也有独到之处。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德国人编译的“批林批孔”文章汇编，还选了一些当年丑化儒家突出法家的漫画作品。除此之外，我还挑了一本德国政府组织编写的中国概况介绍。按理说，这些内容也过时了，但撰写者却多是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鲍吾刚，傅吾康等人。他们在有限的篇幅里，将自己承担的章节写得简洁明了，真是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因我藏书的旨趣并不在此，因此这几百本书里，我也只取了上述四本。付账时，老板颇为失望，说他去收这批书时也是一时冲动，虽然出价不多，但这些书题材过于狭窄，不知何时才能销完。我劝慰他，总有人会识货的，而且会介绍些大概对此感兴趣的朋友来。他苦笑几声，也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