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Cultural Theory,Christian Mission,and Global Modernity

　　作 者：唐日安

　　作者简介：唐日安，唐日安（Ryan Dunch）（加），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历史与古典学教授，东亚研究系主任。

　　译 者：史凯 史凯，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原发信息：《国际汉学》(京)2016年第20163期

　　译者按：中国基督教研究是欧美学术界持续关注的所在，21世纪以来，海外学者陆续提出中国基督教研究中的范式转移问题，本文即是其中一篇代表性论述。原文刊发于2002年10月《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1期，第301-325页。作者唐日安(Ryan Dunch)，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历史与古典系教授，东亚研究系主任，著有《福州新教徒与现代中国的形成》(Fuzhou Protestant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1857-1927]，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唐日安在这篇长文中敏锐地指出文化帝国主义视角内在的逻辑悖论和学理缺陷。作者以来华传教士研究为例，详述如何基于跨文化接触的具体过程，通过转换焦点，把民族性、现代性和历史性相结合，从而更加透彻地理解人类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全文论证缜密，被欧美学者引用频次破百，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译者不揣浅陋，译出全文，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用途宽泛的奇妙词语。它首见于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批评话语，针对美国媒体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而言；事实上，它也一直以媒体研究为基本参照系，主要指向全球范围内美国娱乐产品和文化形象的统治地位。①它还被诸多领域的学术论文和通俗读物使用，涵盖历史事件和当下议题。例如，近年来人们频频使用“文化帝国主义”解释(并抨击)西方数学的普世结论(西方数学是殖民地时期帝国霸权“强加于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秘密武器”，它蛊惑人心，破坏本土的概念系统)；英语通行全球的语言现象；从社会性的角度将身体“残障”定义为偏离“正常”的人体属性(“体格健全论”的文化帝国主义)；临床医学上把永久性意识丧失(“脑死亡”)等同于死亡；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热捧“猫王”(Elvis Presley，1935-1977)和他的美国伙伴，以及足球和板球各自在巴西和印度盛行不衰。②

　　上述案例的背后大多存在同一个看似合乎情理的驱动力—批判某种形式的文化霸权。然而，批判的冲动并不必然构成说服力。本文的焦点不在“文化帝国主义”何以应用于特定领域，作者更为关心的是，作为一种解读文化影响的分析工具，尤其在切入近代史上的传教士活动时，“文化帝国主义”呈现出哪些优势与不足。作者把“文化帝国主义”视为一种观念模型而非“现实”，通过考察其效用(utility)厘清它所彰显的亮点和遮蔽的问题。③就此而论，本文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受困于两大主要缺陷：第一，它未能跳出民族和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本质论话语；第二，它把复杂的文化影响过程简化为施动者与受动者的二元对立，还剥夺了后者的能动性(agency)。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考察“文化帝国主义”和类似术语怎样描绘19-20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中国的个案尤其值得参考。本文结语部分初步构设“文化帝国主义”的替代模型，以期助推人们深入理解传教士的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