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有在异地、异文化中的传播与适应问题；纵观基督教传播历史，就是基督教不断适应处境而本土化的过程。也唯有如此，基督教才能在特定的地区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获得“生根建造”的空间。因此，基督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是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基督教中国化面临文化层面的挑战与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实现了“三自”，摘掉了“洋教”的帽子，这在中国化道路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60余年来，中国基督教坚持爱国爱教道路，积极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努力追求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中国化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种种原因，基督教中国化虽然已在路上，但仍任重道远。

　　无论是“学理层面或神学思想层面的基督教中国化”，还是“须顺着中国民族基本性格及时代精神而适应”，都是基督教艰巨的文化任务。今天的基督教仍面临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某种张力，一个原因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密切结合的文化定势在中国的反映，使一些人自然地把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划上等号，并且有意无意地将基督教放在与中华文化对立的位置，甚至视中华文化为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异教”文化，漠然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结果是社会的普遍认知仍是“基督教在中国”，而未达到“中国的基督教”的境界。中西文化的差异、历史所造成的创伤、固有思维的惯性，使基督教在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多年来，中国基督教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实际现状与社会期望要求及教会发展需求仍有不少差距，文化层面如何融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时代命题。

　　文化融合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现在，我国基督徒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长大的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生命载体。新的历史时期，基督教主动及时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不仅可以削减一个带着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宗教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文化之间相遇碰撞时所产生的“异质相斥”惯性，相反，还可能产生一个“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对此，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就曾提出：“基督教的中国化并不是要用中国文化同化基督教文化，当然也不是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而是通过阐释基督教文化中适应社会进步的内容，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基督教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才能得以生长和更新，同时又在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增添新的色彩。”

　　所以，基督教若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可以为中华文化的百花园增添新的色彩；同样，也可以在基督教神学的百花园内，开放带有东方特色的朵朵幽兰。

　　中国基督教神学需要中华文化为其母体

　　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的一项文化建设任务，而不论哪一种神学思考都是一种处境化的思考。在特定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基督徒若能运用自己的文化概念、语言和思维习惯及行为方式等来阐述、理解基督教，则既能让中国信徒喜闻乐见，也能增进中国社会对中国基督徒的信任理解，更能丰富基督教的神学内涵。

　　在重新审视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关系、重新开始探究基督教对中华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时候，基督教在中国的适应亦面临着一次新的机遇。经过上千年的碰撞与交汇，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在彼此认知上更为冷静和成熟，对两者的思索与反省亦走出以往的偏颇和困惑。这使得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在当前开放社会之中的双向契合成为可能，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预备了良好的机遇。作为应当先于教会实践的基督教神学思考，理当要注意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中国基督教神学只有通过深入中华文化传统、把握其思想精神之真谛来诠解基督教思想，达到两者的融会契合，才能使中国基督教神学经过中华文化的母体而健康生长，也才能使有正确神学思想指导的中国教会在祖国大地欣欣向荣、得到众民的喜爱。

（作者简介：傅先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