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坛的建筑结构融会了易经思想。天坛圜丘四天门的命名是由《易经》的《乾》卦而来，即“元、亨、利、贞”。

　　清华大学校训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来源于《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数千年来，高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内蕴博大精深，万有齐备，密切地联系着整个社会人生。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论述，阐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的道理。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刚健有为的创新理念，这是贯穿于《周易》中的三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理念。它们在变通思维的统驭下，相生相发，相辅相成，三千多年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支撑力，充实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建立在变易思想基础上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周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一言撮要，统括全局。这里讲的危亡、忧患，应该是广义的；远古先哲富有预见性，既有由于天敌施虐、洪水泛滥的自然忧患所产生的“人天之忧”，更有社会、人生、心灵方面的忧患，表现出深深的惕惧与挂虑。

　　而其哲学基础，则是“泰极而否”“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变易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由于远古先哲抱有尊天道、重人谋、诉求于内心的内省式的心性特征，因而其卜筮、占卦，往往建立在深而且广的忧患意识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乃是远古先哲作《易》的原始动机。正是凭借着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朝乾夕惕的进取精神，才使得这个伟大而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在数千年间始终生生不息、巍然屹立，并不断地发展进步，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人间奇迹。

　　中华民族古代哲人的忧患意识，直接导因则是对于客观规律和时势分析的准确判断。《系辞》中明确指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危惧始得平安，而慢易则必致倾覆，所以，必须惧以终始。这样，就有望防止差错以至祸患的出现。

　　《易》卦辞、爻辞中，多见凶、咎、吝、否、损、陨、乱、困等负面占断之辞。《系辞》分析认为：“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讲的是人事得失的结果；悔吝则是指面对得失、休咎所持的态度。由于具有忧患意识，及时发现纰漏并加以改正，使得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悔；反之，有了小的过错而不及时改正，就会使事物向坏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吝。目的在于告诫人们，要有忧患意识，善于补过迁善，以趋利避害，化凶为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