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中没有科学的“基因”吗?

　　现代文明可以说是科技主导的文明。科技的力量，决定着文明的力量。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无数的科学史著作，描绘着科学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到近代科学的历史轨迹。于是产生一种误解：近代科学好像是西方文化的必然，是其它非西方文明不可能产生的东西。更有观点认为，中国文明中没有科学的“基因”；中国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是科学技术的“弱智儿”。然而，这是带有偏见的，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对世界古代科技与文明的深入研究发现，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是世界多文明融合的结果。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印度、阿拉伯世界、中国，这些古老的文明都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贡献，除了大家公认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科技发明与发现，如盈不足术、垛积术、叠铸法等。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出了数十项发明和创造，虽然多少带有以现代科学的“后见之明”评判古代科技价值的“辉格史”倾向，但是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科技创造的智慧。

　　近代科学以机械主义为重要特征，到了上世纪初就显示出其局限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怀德海就明确指出，西方近代科学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确立了以自然为大机械的唯物论和决定论，现代文明深受这种“自然机械论”的影响；文明如果不能超越这种思维，便会“在极其有限的进步之后陷入瘫痪”。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西方学术界开始反思现代科学，并从东方古代思想文化中寻找灵感。

　　阴阳五行学说，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走出原始巫术和宗教神话，进入理性思维阶段的标志

　　《易经》和阴阳五行，常常被解读为“封建迷信”，被完全否定，这是浮皮潦草的歪解误读。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走出原始巫术和宗教神话，进入理性思维阶段的标志。这一发展与古希腊的“自然的发现”差不多同时期，本质上也类似。从此开始，中国古代用“气”、“阴阳”、“五行”等这种“自然主义的”概念和理论，而不是用巫术或神灵来解释自然界乃至社会的现象和变化。比如，月食不再是“天狗吞月”，而是用阴阳之气造成的“暗虚”；地震不再是“神龟摆尾”，而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阴阳变化造成事物的变化，这是《易经》的实质，也就是一种“变化的哲学”。“易”即“变化”，《易经》运用阴阳的变化哲学构造了一系列的符号和概念，成为中国古代认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概念总库”（李约瑟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宇宙观，有“月上界”和“月下界”之分，认为天上的事物是“不变、不朽、永恒”的。中国与古希腊不同，“变化的哲学”，不仅可以运用于地上，而且可以运用到天上。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很早就观察和探究发生在天界的天文现象，如太阳黑子、彗星、流星、客星等等。当17世纪初伽利略望远镜的发明在西方引起激烈争论之时，在中国却是波澜不惊，因为天上的这些变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的哲学”预料之中的。

　　古代“格物致知”的方法，与现代科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关于“格物”究竟什么意思？朱熹讲就是“穷究事物道理”的意思。怎么个研究法？说到底就是对事物进行观察分类。《说文解字》说，“格，从木各声”，是树高长枝为格的意思，引申为“木格”。“格”说白了就是木做的格子，好比中药铺里的药格子，用来对草药进行分类。分类作为研究事物的方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研究事物，首先要会对其进行分类。中国古代特别注重观察事物并对其进行分类，虽然是初步的研究，也是富有成效的。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地震、植物等有非常丰富的观察和记录，至今具有科学价值。例如，古代的天象记录被用来研究超新星、宇宙演化和太阳活动，本草资料被用来进行现代医药学研究。古代“格物致知”的方法，与现代科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