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儿童哲学的讨论和实践似乎更多聚焦在“怎么做”上，对于“为什么”的关注相对较少。譬如，为什么相比古代社会，现代社会更关注儿童的言行、更鼓励儿童独立探索、也更信任儿童有一定的理性思考哲学问题？梳理西方思想史上儿童与教育的代表性观念的演变，可以发现，儿童哲学是现代的产物。

　　首先，古希腊人虽然意识到了儿童的特殊性，但往往用被动的词汇形容儿童，譬如待捏成形的黏土。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儿童充满生机，却缺乏理性。儿童在生理上的天然弱势，使他们的理性能力被忽视了，毕竟，城邦能够持续地繁荣下去才是他们眼中最大的社会利益。因此，教育是一件重要且须谨慎的事，但在古希腊式教育中，儿童某种程度上仅扮演载体或手段的角色。

　　古罗马人基本上延续了古希腊人的这个传统，但留意到了一件对儿童来说至关重要的事：羞耻心。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中对成人在儿童面前的肆无忌惮表达了不满，并指出了一种现代人熟知的常识性观点，即儿童必须回避成人世界的许多“秘密”。

　　可惜的是，中世纪的到来，不仅使儿童遗忘了羞耻心，甚至连儿童教育也消失了。而且中世纪艰难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婴孩的高死亡率，这使得当时的人溺爱婴孩，却又在他们不幸夭折后很快就遗忘了。而一旦跨过孱弱的婴孩期，一般来说是7岁，儿童就直接进入成人世界，服饰、言行、劳作，都几乎与成人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