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启蒙理性表现为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理性，社会遵从人的理性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方式与成果对其进行控制。由此导致现代社会精神中价值理性的失落，进而使之与工具理性分裂，社会发展日渐处于技术统治之中。

　　　现代性与人的处境 

　　现代化的大生产使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主宰了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人的主体理性在追求物质生产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适应生产需要的程序化的工具理性，而且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由生产制造向社会管理方面延伸，进而将工业社会塑造成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并通过生产、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控制社会生活。

　　在工业化社会中，人的价值评价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创造经济效益，那么，人的价值评价就依据其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在这一目的驱使下，人宁可牺牲启蒙所宣扬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理性，来维护依据工具理性建立起的社会大机器，并在其中寻找个人的社会价值。

　　这样，个人主体意识在随着启蒙得到空前发挥后，又被社会生产“流水线”所整合。然而，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这种强制化“整合”性质的整体性与前工业时代社会的有机整体性的根本性区别在于，社会中的人必须将否定外界权威的主体理性置换成归附工业社会化的理性。即是说，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商品生产生活成为主题，对生产方式的熟练化程度愈高就愈加削弱主体意识指导生产生活的能力。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人运用个人理性的含义也随之变化，那些削弱自我的因素增加了，而加强个性的因素却削弱了，这就日益加强了个人无能为力的孤独感。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建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管理技术机器。人感觉不到自己是创造者，反而觉得自己成为被造出来的机器的奴隶。这无疑将会造成人对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迷茫。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工业社会模式对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刻批判，其中以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观念。如果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自主概念是为了摆脱外在权威控制并发挥其理性自主，那么个体也要承担独立之后的一切“后果”，即弗洛姆所谓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如海德格尔解释生存机制中的“畏”，即社会的全面异化使人陷入被“支配”所造成的“渺小”的无助情绪中，从而在焦虑和沮丧的压力下主动放弃自我意识，进而放弃个体理性。人在摆脱中世纪社会传统纽带的束缚并拥有独立感的同时，又充满孤独，并被迫服从新的权威，不得不从事强迫性的非理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表明，人类已经日渐变成实现经济目的的工具，从而个人的微不足道感相应倍增。显然，“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着眼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及其造成的社会结构对人的心理的影响的分析。这种基于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而探析到的社会心理变化，使得对社会现实中个人自由的批判揭露出现代工业社会结构阻碍了人的真正本质潜能的发展，造成了人的意识形态沦陷以及相关社会问题。

　　选择放弃个体理性只能暂时回避孤独感，但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安全感。愿意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虚假意识控制，也只能获得短暂的虚假满足，后者仅仅在表面上似乎能给予人生命的意义，并呈现出一种有秩序的政治结构假象。这将导致属于人的真正本质属性被虚假安全感所代替。

　　　价值回归之可能 

　　“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运用精神分析学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人的性格形成的紧密关联，其批判社会现实的理论方法继承自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应当拓展对人的微观心理活动以及历史运动的微观机制的系统考察，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由此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更为全面地考察社会及人的历史发展。

　　然而，社会历史表明，只通过对发达工业社会的个人心理异化过程的分析，进而将个人自由的至高价值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支点并建构社会发展秩序，则带有乌托邦色彩。一方面，当源于社会生产生活异化的个体概念同时承载心理学、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多重含义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该概念的含混性。特别是当以心理学的视角来批判，并规避整体社会历史背景来设计社会变革途径以实现人的个体价值时，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抽象的、思辨的，而非由于切中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情境所建立的整体理念的现实实践。另一方面，尽管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类真正的自由解放，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发展具有比现存资本主义所设想的社会结构更为彻底的意义。马克思所言的人类自由解放的基础是人立足于自己，使用自己的力量，并通过生产使自己跟世界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论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析人的本质奠定了基础。应该看到，即使存在社会批判理论家所言的心理向度的异化，马克思也仍然没有否定物质生产的积极性，认为人的实质性的自由总是和物质生产、社会进步相联系的。至于真正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在经历了资本主义之前的“人的依赖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物的依赖性”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达到。也就是说，人的自由程度根植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程度，这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性就在于扬弃了其早年的抽象人本主义方法思路，用“实践”的社会理论代替了对人的本质的彼岸性价值悬设。任何价值悬设的社会改革方案，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普遍方法论的乌托邦空想。只有在把握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并使这一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解决现代人困境的正确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