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作‘自己学’”——1934年在孔子诞辰纪念典礼上，梁漱溟先生曾以《孔子学说之重光》为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自信而坚定地表示：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

　　究竟如何才能把握孔子的真精神、真学问，并踏踏实实地去践履实修，却始终是个不小的问题。这令我回想起，祖父梁漱溟当年谈及如何求得孔子真面目所在的一些话来——

　　“代代都有想讲明孔子学说的人，都自以为是遵奉孔子学说的人。可遵奉的人越多，越加分歧，讲明的人越多，越加晦暗。”

　　“讲明孔子，不能重蹈前辙，必须有方法地去清理一遍才行。不要忙着往高深处讲，宁可有一个粗浅的意思；大家公认的，就要胜过含混疑似两可难定的高深之见！”

　　而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倒是有一段祖父梁漱溟先生当面为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解说孔子和“中庸”的一段趣事，而今不妨由我来诉诸笔端，以飨各位，或可让今人有所启发或镜鉴。

　　在1924年的夏季，世界著名诗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印度诗圣的泰戈尔应邀来华访问，这次泰戈尔来华，虽是以梁启超先生所主持“讲学社”的名义出面邀请，但大力推进、且实际上真正操办的人却是徐志摩先生。

　　由于泰戈尔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因此，当时中国的很多文化名人都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去与泰戈尔见面交谈。

　　在诗圣泰戈尔即将离开北京之时，徐志摩先生主动邀约祖父，请他去会见泰戈尔，徐志摩对祖父介绍说泰翁不仅是诗人，而且对宗教，对哲学，特别是孔孟哲学，兴趣也很大。作为有才气的中国新派诗人的徐志摩先生，他的英文很好，亲自为祖父作翻译。

　　当他们二人来到泰翁的住地时，正值泰戈尔与杨丙辰先生两人在谈宗教问题。杨丙辰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德语教授。杨先生对泰戈尔讲，中国的儒家其实就是儒教，是一种宗教，并讲了他自己对儒家的种种见解。

　　不过听完杨氏的解说以后，泰戈尔却很不以为然，二人的意见很不一致。杨先生见到我祖父和徐志摩，便即指着祖父对泰戈尔说：梁先生正是孔子之徒，对儒家颇有研究，您可以问他。

　　泰戈尔即起身迎候，十分客气地说：“我早知道了，来得正好，我很愿意听听梁先生谈谈儒家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