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提出了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换言之，怎样为知识下一个明晰的定义。后世学者常用“泰阿泰德问题”来标示对知识的讨论。比如，齐硕姆在1966年《知识论》第一版第一章“知识与真意见”以泰阿泰德问题开头，对“什么是知识”的问题，被解析为知识的三要素分析：S在时间t知道h为真，倘若（1）在时间t，S相信h；（2）h为真；（3）对于S来说，在时间t，h是被证成的。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被视为知识三要素分析的起点，这篇对话把知识定义为“真意见加逻各斯”，换言之，知识是具有合理解释或证成的真信念。

　　齐硕姆切入泰阿泰德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告别以三要素分析为知识论核心的处理方式。他转入了柏拉图的《智者篇》。《智者篇》把知识的对象，从《泰阿泰德篇》的知觉、真意见、真意见加逻各斯中解脱出来，因为这些内容还处于洞穴内囚徒的认知水平。在《智者篇》中，知识的对象转到了五个最普遍的理念，存在、动、静、同、异。他通过这样的分析回应了1963年的盖梯尔问题。盖梯尔论证说，三要素分析只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笔者看来，这种回应的方式，在20世纪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那里，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那么，罗素如何告别泰阿泰德问题？罗素的知识论探究从两个路向前进：一个是从知觉开始，一个是从语词和命题开始。前者为心灵分析的路向，即努斯路向，我们如何抵达知识的对象；后者为语言分析的路向，即逻各斯路向，我们如何表达所思所见。但是，无论心灵分析还是语言分析都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因此罗素要告别泰阿泰德问题。当然他不会纠缠于知识的定义，也不是转换知识的考察对象，而是跳出知识的逻辑分析，跃入人的生活世界。

　　就心灵分析而言，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正如罗素1948年的著作《人类的知识》副标题是“其范围与界限”。就语言分析而言，首先，我们所能知道的东西，远远多于我们所能表达的；其次，语言除逻辑分析之外，尚有其他丰富的内容，比如中世纪把语言研究分为逻辑、语法和修辞三个领域，后世把语法研究交给了语言学，语言的修辞研究被边缘化了，哲学领域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则取得主导地位。

　　罗素试图在分析哲学框架以外，克服心灵分析与语言分析的局限，让人体验到知识论哲学的人情味。在罗素那里，人文关怀与技术分析并行不悖，一方面由于他涉猎广泛，另一方面由于他文笔流畅。在某种意义上，分析哲学后来背离了罗素的初衷，分析方法被继承而人文关怀被淡化。分析哲学不近人情，并不意味着从事分析哲学的人远离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反而常常表现得更为直白。

　　为了弥补知识论意义上心灵分析之苍白，罗素对人的内在世界做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区分：天性—思想—精神，柏拉图对灵魂的区分是几何学式的，亚里士多德则是生物学式的。柏拉图“线段喻”强调灵魂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区分则强调其他生物与人的灵魂之间的连续性。

　　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中说，人的诸活动大抵有三个来源，三者之间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分界，但是足以区分开来赋予不同的称谓。这三个来源就是，天性、思想和精神。

　　天性的生活乃是人兽共有的东西，关乎自我保全与种族的繁衍，以及由此生发的欲望和冲动。就人而言，天性的生活包括虚荣与爱占有、爱家，等等。天性是生命力的源泉，是连接个体生命和种族生命的纽带，是联系他者的深刻感知的基础，是共同体的生活滋养独立个体生活的媒介。

　　思想的生活乃是求知的生活，由天真的好奇心直到运思的至高努力。好奇心正是建立科学知识大厦的源初冲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说“求知是人的本性”，接下来说，“无论现在还是最初，人们从事哲学探究，理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罗素说，源于好奇的理智上的冲动，让人产生求知寻解的欲望，此乃真正称作“思”的东西。

　　精神的生活，是宗教和艺术的领地。艺术发端于天性而向精神领域攀升；宗教发端于精神而竭力支配和规训天性的生活。对待他人的喜忧就像对待自己的体悟同等的关切，对于与己无涉的事情也会流露出爱憎，操心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而完全没有个人私利的考量，这些悲天悯人的情怀都是可能的。

　　天性、思想和精神三者理应融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赋予人以力量的是天性，引导力量朝向所意愿的目标前进的则是思想，揭示力量之（超拔于世俗生活）非个人应用的则是精神。对于完善的生活而言，天性、思想和精神都是必需的，尽管其各自都有其卓越的一面和败坏的一面。

　　在未开化的野蛮人那里，天性居先，几近没有思想和精神的生活。而今受教育的人之间，通常思想的生活发达，但这是以牺牲天性和精神为代价的，于是产生一种奇特的不近人情和无视生命的现象，个人的与超拔于世俗生活的非个人的欲望的缺失，导致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和理智上否定性的毁灭力量。在禁欲主义者以及大多数被称作圣徒的人那里，精神生活的发达则以牺牲天性和思想为代价，于是产生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于那些有健康的肉体生活和热爱积极思维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的。可见，在任何一种单向度的发展中，我们都无从寻求一种智慧或哲学以便为文明世界带来崭新的生活。

　　罗素认为，善好生活是被爱激起并由知识引导的生活。相对于知识而言，爱是更基本的东西，对智慧之爱让人踏上求知之途，以便寻求为所爱之人造福的办法。罗素区分两种爱，一种出于仰慕敬畏，比如对上帝的沉思、纯粹的爱欲；一种出于义务责任，比如婚姻、家庭、国家，本质上是实践的，构筑自我坚固的围墙。实际上这里包含了西方文明中的三种爱：爱欲（柏拉图的《会饮篇》）；友爱（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博爱（《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的颂歌”）。

　　知识，在苏格拉底那里原本就背负着伦理的重任，苏格拉底所谓知识主要是德性之知，确切地说，是关于伦理学概念之内涵的永恒追问。而罗素所谓知识，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罗素之所以要把伦理植入知识，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创伤，他痛恨天底下的聪明脑袋去发明杀人武器，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对核武器带来的危险深表忧虑。对罗素来说，核武器，如果用于战争，是典型的有知识而没有爱的表现，这时候知识与善发生了冲突，而知识只有为人类的福祉效劳才是善的。

　　质而言之，苏格拉底倡德性之知是为了正人心、齐风俗、兴母邦；罗素则是在尊个体、重友爱、敉国别的前提下赞科学之知。某种意义上，像苏格拉底一样，罗素属于介入式的思想家，罗素式的介入是积极参加反战活动等公共事务。可见，罗素告别泰阿泰德问题，是为了在知识与善好生活之间建立关联，把哲学引向实践之路。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