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于1744年出生于普鲁士小城莫伦根（今属波兰）。童年的赫尔德生活在一个强烈的虔信主义的新教氛围中，一辈子都记得庄重的教堂和悠扬的赞美歌。1762年，赫尔德凭借良好的《圣经》功底进入神学院，担任腓特烈学院的监督员。此时，康德对赫尔德影响很大，他的虔信派立场受到了启蒙理性的刺激，这是他在神学与自然哲学之间思想纠葛的开始。此后，他一生都看似试图维护《圣经》的历史可靠性，但又表现出对科学和哲学的热衷。后世的研究者常难以断定应当将他置于启蒙哲学还是启示宗教的系谱当中。

　　　共济会的启蒙思想印入赫尔德思维

　　实际上，赫尔德与其他许多启蒙哲人一样，为了避免宗教和政治上的迫害，往往会假装虔诚，暗中将颠覆性的哲学观点藏在字里行间。培根、洛克、托兰德和莱辛等人便是典型代表。到了赫尔德的年代，承载着这种技艺的知识人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结社。

　　1766年的赫尔德加入了共济会的里加分会“成剑”，担任分会秘书和计算师。1769年夏天，赫尔德脱离共济会的分会生活，却写信给莱辛索要讨论共济会起源的《恩斯特与法尔克》这一著名篇章的抄本。读后，赫尔德撰写了《关于一个不可见的可见社会的谈话》，作为前者的续篇。赫尔德暗示，可以出现一种超越所有国家、民族和文化阻隔的“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在思想的人的社会”，而“浮士德”和“古腾堡”则将成为这一社会的主座师父；印刷术是“社会”一词得以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的基础技艺，在印刷术的刺激之下，秘密社会的识别暗号应被诗、哲学和历史所取代，而“人性”的进步则是这一切的推动力。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宗教的偏见将被扬弃，神圣的、纯粹的真理将得到澄清与公开。显然，共济会的启蒙思想深深地印入了赫尔德的思维，“隐微写作”的年代终将过去，宗教最终让位于澄明的理性，对哲学和科学探索的迫害自然也不再发生。

　　赫尔德并非要为启示宗教正名

　　1771年，赫尔德举家从斯特拉斯堡前往布克堡担任宫廷牧师。尽管受到礼遇，但赫尔德却发现自己的品性与当地的风气格格不入。他在就职演说中公开反对当地的形式主义教派信仰原则，使得他得罪了很多人。赫尔德时常表示自己身处一种令人窒息的孤立氛围内，尽管没有受到公然的攻击，但实际上已经遭遇了心灵上的迫害。

　　值得关注的是，此时的赫尔德撰写了《人类最古老的文献》的卷一。在这部解读《圣经》的著作里，赫尔德高扬了从哈曼那里学来的神秘主义与情感主义，赞许启示的力量，似乎是要以此对抗当时的某些做法——所谓“东方学”的历史解释学把希伯来传说历史化、进而去魅《圣经》。相较之下，他的历史主义则好像要借助“科学”的手段，让传统宗教重新获得某种明朗的生命活力。但此时的赫尔德对于希伯来文明的看法大多是出于主观假设和看似深切的虔诚心态，有时甚至透露出一种反讽。他在布克堡时期这种近乎狂热地拥护《圣经》和路德信仰的姿态反而体现出一种奇怪的可能：他并不是真心想要为启示宗教正名。

　　我们不妨把赫尔德的写作视为一种刻意为之的隐藏。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人类最古老的文献》中体现出鲜明的斯宾诺莎色彩。和《神学政治论》一样，赫尔德将古希伯来的神权政治视为摩西创立的开明的自由共和政体。除了斯宾诺莎之外，这还和当时一批激进自由思想者（如托兰德）构成了同盟。或许，曾经加入共济会的赫尔德很有可能只是在布克堡的严酷专制环境中刻意表达虔敬心态，以隐藏自己研究哲学的真实想法。

　　一种人文主义解释学思路

　　1775年，在民间和知识界受到广泛拥戴的赫尔德被伯爵任命为布克堡教区总监，这使得他无法离开这个令人压抑的城市。赫尔德常说布克堡的宗教风气是毫无理性的，并且宣称“我比所有的人更能全面地和更深刻地感觉到和认识到路德”。1780年，他在《关于神学研究的通信》中叫停科学研究对《圣经》内容的解构，试图在信仰和哲学探索之间找到平衡点。他强调信徒从基督自身那里获得信息的必要性：正因为基督迥异于常人的特质，围绕他的历史书写都应当被视为合理的；基督复活的历史才是真正属于基督徒的历史。《圣经》中的叙事不能被简单视为神话传说，相反，是实实在在的真理。

　　但是，这些看似符合教义的表述背后其实有着另一种人文主义解释学的思路。即赫尔德试图论证基督教神学能通过耶稣的“人性”概念发展为一种“自由的科学”。赫尔德明确区分了作为“神子”的“耶稣基督”和作为“人子”的“耶稣”，他实际上是将传统中的神格“人化”为一个更具亲和力、感受力，也更为理智、节制的存在，作为自己启蒙人性观的神圣象征。赫尔德一直坚信自己要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将基督信仰与德意志地区的文化认同紧密联系起来，祛除其背后庞杂压抑的等级制，以此来终结欧洲长期的战乱和彼此奴役。正是这一梦想让赫尔德走出神秘主义的虔信姿态，试图借助人文主义的解释来给予宗教以纯粹明晰的自然性。这一时期的赫尔德实际上是一个启蒙知识人，而非正统的神职人员。

　　赫尔德被当地的上层人物视为有危险的“自由精神”而被排挤，这或许是他试图借助神学写作表达自己忠诚立场的原因之一。他并没有发表过言辞激烈的反启蒙的神学写作。当他因为歌德的帮助前往魏玛担任萨克森大公国的教区总监之后，他的写作再度回到了他之前的自然主义立场。但大家怀疑他有着泛神论的信念，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其实，此刻他的心态已发生变化：“我是宫廷牧师长、首席宗教和教堂顾问、教区总监、牧师长，还有十几个头衔。但愿我能有足够的时间按照上帝的意愿为写作而死去，在活人中间为主而活着，勇敢地创造和经受磨练。”已步入中年的他，或许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一个披着神学外衣的锋芒毕露的自由思想者，还是一个逐渐认识到真正神意、重归信仰的基督徒。在启示与启蒙之间左右摇摆，正是他那个时代知识人的普遍现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