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和对民族身份的承认，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其中，群体态度最为关键，它具有两种基本的认同模式，即积极民族认同和消极民族认同。在双语（言）和多语（言）社会中，因为民族认同、情感、动机、行为倾向的影响，人们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作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语言态度。语言态度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它常常通过语言使用得以体现，而语言使用又反过来对语言能力起决定性的影响；语言能力影响人语言使用的频率，通过语言使用的效果，不知不觉地在改变着人们的语言态度。

　　　语言的实用性和社会地位影响民族认同

　　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民族认同的最直接体现就是语言认同。在民族认同中，也存在着民族语言认同的层面。例如，犹太民族散居于世界的各个地方，但其成员都保持着以希伯来语为核心的民族语言，并以此作为维系民族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有研究者以我国青海同仁县土族为对象，调查他们的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发现实用性是语言认同的根本特点。例如，土族同胞更认同藏族，是因为藏族有文字和丰富的文献，藏语作为当地的优势语言，是宗教和学校教育用语，其社会文化功能强大。然而，语言是自然习得的，无法通过人为手段改变，所以他们就希望更改民族成分，或者提出更改民族成分的要求。的确，如果民族成员使用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如转用或兼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将会引起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意识、民族内聚力等民族内在特征的一系列变化。所以，语言的实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认同。

　　除此之外，民族认同感的强烈程度还与民族之间语言文化差异的大小、交往的频繁程度等有关。如果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较大，对外交往频繁，彼此间对比强烈，对各自民族的认知也就更加清晰，更容易产生依附于自己民族的强烈感情。

　　语言的社会地位亦是影响民族认同和语言认同的重要因素。20世纪末，斯诺（Snow）等人提出，学习科学的主要挑战是学习者使用的学业语言。“学业语言”即“教育语言”，这种语言要求具有书面语言的特征。法国语言学家布迪厄（Bourdieu）提出“语言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将语言看成一种资本，这种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属于文化资本的范畴。因为从人的发展角度看，语言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完成了个体内部的意义建构，促进了个体的心理发展与知识积累，使个体获得了学历、学位、职业和社会地位，掌握强势语言的个体比只掌握弱势语言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由于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儿童的学业语言是汉语，而且汉语又是我国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通用语，因此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比，汉语的语言资本含量更高。

　　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族语情感认同 对汉语理性认同

　　少数民族成员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会有意识地去维护，也会努力传承和维护自己的母语。但在对待汉语的态度上，他们的理性因素大于情感因素，一方面，他们想保持母语的纯洁性，对汉语有着明显的疏离感；另一方面，他们对汉语的社会地位以及汉语对其民族进步和个人发展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有研究者以我国蒙古族大学生为对象，了解他们对普通话和蒙古语的态度。结果显示，蒙古族大学生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语言，对蒙古语的情感认同高于对汉语的情感认同。他们对普通话的认知评价比较高，对使用蒙、汉双语持肯定的态度。也有研究者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的现状。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语、普通话和英语的地位、功能和发展前途等都持有较为肯定的态度，但程度不一，普通话程度最高，本民族语次之，英语最低，而且性别、年级、民族都影响语言态度。本民族认同和对本民族的语言态度呈正相关，与本民族语水平也呈正相关。有研究者通过对畲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语言具有浓厚感情，对本民族其他支系语言或使用的另一种语言有明确的认同感，对学习和使用汉语持肯定态度，愿意主动学习。

　　从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调查来看，这些研究都反映出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一个共性特征，即对本族语与汉语存在认知与情感的矛盾。一般而言，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语言有着强烈的感情，但对汉语的地位与作用评价更高，选择学习与使用汉语的倾向更强。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汉语情感认同 对英语理性认同

　　语言态度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情感因素。毕比（Beebe）和贾尔斯（Giles）认为，当学生意识到学习第二语言是对本族语言和文化的背叛时，就不太可能熟练掌握第二语言，更不会融入到新的文化中去。牢固的民族认同对接受和学习其他语言文化至关重要。从英语学习角度分析语言态度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就会发现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自我认同整合具有螺旋式发展的特征。对英语学习投入少的学习者具有完整、唯一的母语文化认同，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削减性的变化开始出现，随着努力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学习者便可能在新的层面上将不同的文化交际模式、价值观念统一起来或分别用于不同的情境，因此分裂减少，整合增加。有研究者通过问卷考察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身份，分析其文化身份与其英语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即汉语文化身份和英语文化身份，但二者在认同度上并不等同，学习者对母语文化有更强烈的认同感，有很强的母语文化身份意识。同时，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认同目的语文化，目的语文化身份就越突显。有研究者在探究新加坡华人的语言价值观、常用语选择状况及可能性趋势时，发现汉语和英语双用已成为流行趋势，汉语单用的情况集中在本族群的情感性交际中。

　　总之，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族语的情感认同、对普通话的理性认同，以及我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的理性认同和对母语的情感认同，背后反映的是个体对待文化的态度。在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成员会依据不同社交场合选择不同语言，而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将影响其民族语言的发展及民族认同感的保持。这是我们在考虑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时须考虑的。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教育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