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urth Dimension of Road Signs:Outline of "Dialectical Complexity"

　　作者简介：白利鹏，李兵，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 650500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研究》第20201期

　　内容提要：在通常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理论研究中，“辩证性”主要锚定为三维性的路标架构——“历史性”“总体性”和“党派性”，既浑然一体，又为思想担当与真理前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当其逐渐定格为致思取向上的某种基本规约，辩证性本身的“复杂性”亦存在着被遮蔽或被遗忘的可能。“辩证复杂性”作为植根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辩证思考的重要维度，同样构成其哲学眼光独到性、深刻性与彻底性的活水源头，因而值得深入研究、发挥与彰显。在这个意义上，将之建构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路标架构的第四维，既是本来固有的题中之义，也是从根本上因应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历史本身越来越加剧的复杂性趋势的纵深取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路标架构/维度/辨证复杂性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范式的复杂性维度及其当代建构问题研究”(19BZX004)。

　　在西方学界，某种冷落甚至蔑视辩证法的“后学”论调已然衍漫甚久，且其影响不容小觑；在国内学界，对辩证法有所疏离、淡漠，或曰不以为然的学术观点亦时有所见。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也一并“还给十九世纪”的理论倾向，或许已经足以迫使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命运，却又长期被忽视、被“悬置”的问题上来，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于其特殊性的有效性到底何在、如何生成？在笔者看来，若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立足当代而自我建构的根本性，则已不可放任此种被动界面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全球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资本化与资本逻辑复杂化深相媾和的现实趋势正在日益加剧，人类的社会历史命运实际上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思想理论领域异常胶着的解释能力及话语权力之争，也绝不会就此定格。个中情势反复印证着的，正是马克思当年的那个著名论断，即理论思维的实现程度只能取决于其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①就此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研究怎样才能迈向现实—历史的更大纵深，应当是不可回避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它甚至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切萌芽②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伟大思想乐章，甚至从霍克海默为法兰克福学派制定的最初的研究纲领，到后来社会批判理论高手荟萃并盛极一时的堂堂之阵——所有这一切，究竟何以可能？

　　对于上述问题，马克思主义百数十年的思想传统当中自然有着丰富、深湛的经典范例，可供索解、参悟，东西方一代又一代继而往之的辩证研究进程，亦在地平线的不断延展之中耸出一座座凝重、醒目的思维路标，可资探索前行。回望来时之路，可以认为任何后来者意欲不虚所行并确有所获，大概都离不开以下三大路标维度的沿途指示：

　　其一，可谓历史性维度，即对于辩证性本身的历史性的自觉。一方面，对辩证性的认识与理解只能永在途中，因而任何辩证逻辑都具有暂时性、阶段性特征，即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另一方面，辩证性本身的形式、内容、节奏、前提与深度亦始终处于生成当中，这意味着辩证性唯有以其自身作为存在依据方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超越，而非任何外在贴附、任意强加的理论想象可以取而代之。其二，可谓总体性维度，即对于辩证性本身的总体性的自觉。一方面，总体性无疑乃是辩证思维的命根子，却从来不能是笼统、抽象的总体性，而是有着现实的、具体的规定性的总体性；另一方面，局部性并不等于局限性，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无关总体的孤立存在，而是同时构成任何具体总体的依据与限度，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总体性与局部性的内在相关性才能为辩证思维的继续深化提供可能。其三，可谓党派性维度，即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性的自觉——不是一般性地承认物质第一性以及物质世界有其规律，甚至也不是一般性地指认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具有决定性，而是还要将之奠立在人类实践或主客体关系的宏阔基础之上，融涉于社会历史本身奔腾洋溢的浩大洪流之中，并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历史演变趋势等多重尺度和动态视野上理解其深刻性。笔者认为尤其有必要指出的是，历史性、总体性和党派性，绝非彼此漠不相关地构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三座路标或三种路标，而是任何一个路标本身当中相依相存的内在维度，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使其他两个维度成为可能，并从其他两个维度汲取精神进益和思想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路标本身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然就是不可回避的复杂性问题，因而才能根本性地区隔庸俗辩证法或一般常识对于所谓辩证性的貌认，并让那些津津于“一分为二”却又似是而非的口头禅，或只顾标榜辩证词句却又毫无内容的表面文章，暴露出种种与辩证性本身殊难搭界的无根本性。

　　历史地看，上述三大路标维度的传承打造与每一座路标本身的迤逦构置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任何一个思想家独自完成，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本身群像式、史诗般的自我锤炼与艰苦劳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性、开创性、奠基性作用固然自不待言，列宁、毛泽东以及卢卡奇、葛兰西等，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在内，诸多层次与视角的理论贡献皆功不可没，也不胜论列。当然，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之前黑格尔的伟大遗产，即以思辨形式对于辩证性、对于“过程的集合体”(恩格斯语)的空前自觉。在笔者看来，上述路标架构之历史地形成与立体性演进，确实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始终葆有真确、鲜活、丰满、厚重，且反思与建构并举的神髓与样貌，磨砺、创造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因。进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核心范式的辩证性，其实须臾也离不开对于历史性、总体性和党派性的深刻自觉，才能通向实践——这个一切真知之源，也就是通向真理——这条永远未竟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古往今来的辩证法只有两种哲学形态，那么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前者拔地而起的每一座路标本身，则同样堪称真正的思想丰碑。

　　然而，其中或也蛰伏着一个问题，即是否已将上述三维路标架构当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之何以可能的、全部且唯一的标准模式，甚或顶级配置？换言之，如果认为马克思和历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卓越的辩证思考，皆概莫能外地仅仅基于或出于上述路标架构的三维性，则恐仍然有待追问。在笔者看来，已然进入理论视域并成为理论事实的任何辩证统一性，仍需敞开其与对称破缺性③高阶共在的基础可能性，辩证性本身的复杂性方能成为本质或具有本质意义，否则，人类社会历史在深层逻辑上纠结延异的矛盾复杂性即难以显现。而对此失之于基本自觉，正是苏联教科书体系充其量亦只能算作初级教程的“褃节儿”所在，此即如弗兰尼茨基所说，“历史辩证法及其最富有决定性的因素——人，表明自己是更为复杂的和不可能完全被预见的，20世纪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机械解释中未能理解这一点。”④其消极后果，可能不仅在于将马克思的辩证洞见固结为某种理论僵局，并使之与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文化学在内的、关于历史本身的诸多真知灼见相决绝，而且在于力图以自以为是的、简单化或“方便面”一般“省了事儿”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将历史本身本质层面的复杂性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表面化的辩证性，因而难免使得近代以来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现代以来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之间的巨大鸿沟，仍然可以借壳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之名而自动复制与横亘如初。如所周知，恩格斯相当欣赏并有意提倡理论思维的“历史感”。但毫无疑问，这个“历史感”绝不只是“过程感”，甚至也绝不只是“规律感”，而是必须观照历史本身，也包括理论思维史及历史思想史在内的、诸多的渊深如许，才有可能。恩格斯明确要求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⑤，根本目的绝不在于照搬现成的辩证套路、固定的辩证程式来图解历史，更不在于单向度地抓取史实、任意地剪裁史料来印证那些已经形成的任何辩证结论的正确性或真理性，因此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其实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本身的深化、发展，与检验、反思其有效性，本来就是同一枚古希腊金币熠熠生辉的两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命运负责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思想命运负责，才能获得真正的内在统一性。由此亦大略可见，原著与“原理”、原典与教科书、原文与各色二手阐发、诠释之间，为何常常给人造成截然不同的理解效果或反差巨大的思想镜像。当然就学术理论研究本身来看，今日情形与以往相比，似乎又有很大不同：最为缺乏的已经不是历史知识——我们比司马迁所知更多，至少他老人家未曾见过甲骨文，更不懂所谓古人类学与基因变异；甚至也不是对于历史认识的认识——如现代西方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即识见甚丰。而是穿透表面现象复杂性而直击深层本质复杂性的观念自觉与思想能力。

　　马克思文本当中多次提及“复杂”，但其本人并未直接使用过“复杂性”这个词项。然而，这并未阻止马克思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作为辩证思维的重要前提之一，并本然自觉地将之融摄于历史性、总体性及党派性等多重路标维度当中。其目光如炬，穿透重重现实—历史迷雾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而反复锁定并深度聚焦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异化劳动和资本逻辑，皆具有本质的复杂性或复杂的本质性，其作为辩证结论，绝非简单性信条，而是只有不断审度理论和现实关系的复杂性，才能一如既往地经得住推敲、质疑与挑战，并且直到今天，仍然以极为深刻的方式，反衬并警示着我们自己的所谓“辩证思考”何以总是尚有数间未达，甚至往往不得要领。当然，此种尴尬应非我辈“独享”，而很可能是马克思之很多战友与后学，由于各种原因而屡有复发的一种通病，否则也不至于多方激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即旗帜鲜明地大声反对对其思想观点的形形色色的公式化、药方化、标签化、套语化、教条化，一言以蔽之，即简单化。毋庸讳言，此种昧于历史本质复杂性的顽固症结并非仅仅存在于理论认识、思想探索之中，作为理解范式、思维方式，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方面造成的挫折与留下的教训同样发人深省。种种“左”的或“右”的思想错误，唯一能够表明的或许就是——历史或现实自有其客观存在的复杂性，因而从来不是一厢情愿那般简单明了，因此才会不以主观意志或愿望为转移。

　　回过头来看，上述三维路标架构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根本取向的一种理论盘点，应当在回溯性与前瞻性两个方面确实比较能够说得通，尤其是在核心范式层面，比较能够得到某种或许具有最大的可通约性的理论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旗下的研究者们通常只要论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凭藉此种三维路标架构油然而生的彼此认同度或家族相似性可能最为可观。但换一种层位反躬自问，则任何盘点毕竟只是盘点，原则上讲，既没有唯一的盘点也没有最后的盘点。由此即不难理解，国内外学界关于“回到马克思”⑥“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理解马克思”“推进马克思”的诸多主张，何以反复催孕着种种款曲相通的反思取向，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自我指涉、自我确证与自我再生的各个基本维度，怎样才能与那些已然淤结、沉降的自然主义、教条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混合物相剥离，而朝向问题本身。在笔者看来，种种不纯粹之物的交集或实质不是别的，其实就是马克思批判官僚机构之时已经指出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⑦而上述种种理论努力的共同困惑与内在期求不过就是——越是照面并聚焦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独到性、深刻性与彻底性，就越是不可视而不见——路标本身应当不是仅限于此，而那些涉嫌黑格尔所谓“熟知”的流行方式，显然并不足以涵泳与淬炼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峥嵘岁月与未来空间。

　　当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路标取向就是辩证性，或者更进一步说，就是历史性、总体性与党派性鼎足而立并三位一体的辩证性。但是正如鼎之本身就是工具(炊具或礼器)，辩证性本身也是桥梁——那么，其到底要通向哪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唯一宗旨、不二选项其实就是现实性。那么，现实性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复杂性——不是并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表面复杂性，而是本质上幽蔽深潜并具有决定性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范式当代跃迁的关键之处，恐怕不仅是通常所谓的理论思维的具体性，也不仅是常识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现实性，而更是在其本身当中必须自觉自明地建构并烛照的——理论思维的具体性何以必要、现实世界的现实性何以可能的——辩证性本身的复杂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并不是仅以辩证性本身为鹄的，即可大功告成，而是还要凭藉辩证性而透视复杂性，同时也就是证成辩证性本身的纵深性。用恩格斯的话说，“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⑧，“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其可敬的东西，但它一旦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⑨可以说，问题至此才真正开始。

　　在笔者看来，任何路标维度及其基本架构皆非外在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而是构成其自我深化与自我超越的、由自在而自为的内在中介，而且在某种根本意义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主要致思取向与可以达涉的逻辑深度。而所谓路标维度，不是别的，就是主导性，因而每一重维度即每一种主导性，多一重维度即多一种主导性。路标维度或曰主导性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限度内的增持加载、脉动互摄与多元嵌合，也就意味着本质本身之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更大复杂性或更深复杂性方有可能。而这恰恰就是辩证眼光之独到性、深刻性与彻底性的真正来源，并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与黑格尔曾经批评过的那种旧形而上学不是一回事。就此而言，若要真正理解并进一步开拓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思想底蕴，某种更深层次的本体论转换或已不可避免，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力图通达的现实性之为现实性，本质即在于其复杂性，而非任何意义上的简单性。在恩格斯曾有重要阐述的哲学基本问题上，个中道理同样如此：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不但要以复杂性作为根本性前提，而且要以复杂性作为实质性内涵，才有可能并且才有意义，即思维本身如果不是与现实本身同等复杂或同样复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前者唯有以主导性维度构成的结构复杂性保证其自身的复杂性，才能实现其与存在本身的具体同构性。

　　辩证性本身的复杂性因而可以亦有必要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迈向纵深的第四维。某种意义上，这个第四维在马克思的辩证思考当中本来就存在，而且构成列宁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毛泽东矛盾论⑩及“双半社会”理论的深意所在与克功之道，即唯有洞悉复杂性意义上、以复杂性为前提的历史规律性和时代趋势性，才能真正把握现实性，有效引领实践进程。我们知道，《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还远远未将自己锻造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已独辟蹊径地一反黑格尔成说(11)，而赋予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理论以高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存在论地位，认为前者“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12)也就是说，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意识当中即已认定：唯有在根子上不再盲目拒绝偶然性与抽象崇拜必然性，最值得钟情的人类自由、解放及历史创造性才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否则，世界和人类本身甚至“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13)“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14)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此类论断之所以应当作为特别重要的思想原则来看待，就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奥古斯丁以来一切历史哲学始终未能有效触及的辩证深度，即必然性并非孤绝独立、自足无待的决定性，而是只有获得与偶然性相互作用、包含与转化的复杂形式与现实趋势，才能使得历史规律性成为可能。我们在早年的《穆勒摘要》、盛年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和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当中，皆可体会到此种深意所在。阿尔都塞亦曾指出，马克思拒绝“追溯‘生产’一般的根源”(15)，并非由于其年代久远、暗昧难考，而是因为“复杂过程始终是既与的复杂整体，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都谈不到把它们还原为简单原始过程的问题”(16)，如商品作为简单的细胞，即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现实当中才能具有值得锁定和可以理解的拜物教性质。因而可以说，既与性作为现实性，现实性作为复杂性，就是马克思最为根本的本体论前提，其与苏联教科书当中那种拟制牛顿经典力学的理论口吻，而骨子里却对偶然性怀有深刻偏见与根本无知的理解范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或许，如果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大体上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当代复杂性研究那里，就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思考何以能够切中底里。作为科学本身的新的历史形态(17)，复杂性研究之所以能够以理论方式实质性地推进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认识，就在于已经拿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学说体系与概念工具，如混沌理论、分形理论、模糊理论、非线性理论等，不仅以科学本身的新范式超越着科学本身的常识化，而且以探索复杂规律性(而非简单规律性)或规律复杂性(而非规律简单性)为目标而为科学本身确立了新征程。就此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理论研究在哲学与科学关系上所面临的诸多课题，确实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浅而言之，继续停留在19世纪“三大发现”的水平上理解自然科学及其与辩证哲学的关系，显然并不足用。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已经解决了的辩证思维的科学基础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甚至重新解决。因而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至少完全现成地、予取予求地享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的惬意时光，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宣告其已然结束。恩格斯早就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8)而伴随科学本身历史形态的划时代变化而带来的紧迫性或催迫性之大、之剧，则更是今非昔比，因为显而易见，它并非仅属一次“划时代发现”，而是包括量子力学在内的诸多“划时代发现”聚酵而成的科学本身之总体范式的重新打造。深而言之，辩证法三大规律和六对范畴等辩证性内涵，如果不能在复杂性意义上予以具体揭示与系统建构，则其沦落为某种形式主义的老生常谈，恐怕在原则上即难以避免。如质量互变规律，实际上即唯有以非线性量变为前提才能成立(19)，否则就是以水济水而无济于事。当然，复杂性概念工具皆或出身于理论自然科学之门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知性特征，因而其在何种意义、程度或方式上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可以为用的哲学概念，则无疑有待于某种理论语境的根本置换与观念层次的彻底洗礼——更是恐难无视的重大难题。

　　二战以后世界马克思主义演进与分化格局当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自镇一方的学术流派，无疑有着相当活跃的思想景观，其间自然也造成了理论立场、解释原则、语境建构与价值宗纲等诸多紧要之处的严重对立乃至互不兼容。(20)但在试图以某种复杂性的问题意识来跳出心中眼里“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单性窠臼或简单化陷阱的问题上，却不乏某种自我警醒的异曲同工。当然，这并不是说与此相应的各种主要尝试皆已多么成功，或者不存在任何过犹不及之处。

　　弗兰尼茨基似乎比较认可黑格尔辩证法的某种基本上可以拿来就用的现成性，在他看来，“辩证法的原理和规律……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缜密的研究，并成为后来在对辩证法做唯物主义解释时可以简单地接受过来的原理。”(21)但他同时也给出了相当中肯的“事实”判断，即“直到今天也没有对这些原理补充任何实质性的新内容”。(22)至于何以如此以及如何深化、创新，则恐未予深究。在笔者看来，其论可能主要还是属于只能通过质疑、否定“简单”“浅薄”而反向求索、间接突出“复杂”“深刻”的辩证意向。这当然不是不正确或者无意义，但充其量亦只能停留在强调或呼吁辩证性的“整体性”与“有机性”等，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由于积累了太多的惯常性与通识性，而在纯粹理论层面始终未能找到实质性突破口的诠解程度，进言之，此“三性”本身又具有怎样复杂、深刻的逻辑本质，则当然没法儿接着马克思的话头儿往下说。

　　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少数理论家已对如何理解唯物史观某些重要观点或问题的复杂性有所领悟(23)，此不细论。卢卡奇强调“社会总体”范畴必须以“发达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为出发点”，已经表露出某种将“辩证复杂性”主题化的致思取向。但是我们很难认为其已做出系统性、专门性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既别具一格，又有重要意义。但其究竟何以成思？实际上完全出于他自己的一个最具基础性的直觉判断，即“辩证的矛盾不‘是’简单的”。(24)然而，阿多尔诺辩证法的“无调性”(25)特征，又决定了其本质上只能以“星丛”“力场”之类的诗化意向来表征无序性的复杂性，即始终未能跳出“偶然性的堆积”或“不确定性的海洋”，因而牺牲的是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可理解性。正如张一兵所说，“面对非同一性的钢琴”，其又怎能不是“始终无语”？(26)其所缺少的正是索绪尔曾经提到的那把“老虎钳”。(27)或许真正堪称重大突破的，是阿尔都塞的“有结构的”辩证复杂性理路。由于此种进路，马克思之后很少能够引起自觉关注的复杂性之维，才得到前所未有的有力聚焦与根本进境。因此，阿尔都塞可谓马克思主义辩证理论研究史上直接揭示并慨然索解现实性与复杂性之内在同一性的第一人，甚或唯一者。就此而言，某些阿尔都塞研究家们一旦给他扣上就再也不想拿下来的“结构主义”瓜皮小帽，显然并不足以打发其内衷之炽与独见之深。按照他的看法，与其说马克思克服了错误，不如说马克思抛弃了幻觉；与其说马克思找到了真理，不如说马克思发现了现实。(28)而现实性作为“既与性”就是复杂性，绝非任何意义上的简单性。(29)笔者认为，此类核心判断构成阿尔都塞观照马克思辩证法的独特枢纽，并且也只有抓住这个枢纽，其着力打造并披挂上阵的重型装备及其重要意义，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