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力群自述（1915-1974）》，由宋平作序。在《序言》中，宋平说：“和力群一起在《红旗》、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尽管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对力群正派耿直、勇于承担责任和保护同志的品质，看法是一致的。”“我亲听小平同志说，力群是我们党的理论家。这是很高的评价。”书中作者记述了他的亲历和他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个人看法。

　　我被调到《红旗》之前，从1952年到1958年在中办工作了六年。这六年里帮助做的事情都属于技术性的工作，很难说起什么作用。帮助中央领导同志做一点文字整理工作，只能说是开始介入和切入中央的工作吧。如果说中央需要助手，我们这几个人也只是大助手的小助手。大助手是陈伯达、胡乔木。小助手帮助大助手也还是做些技术性的工作，跑跑颠颠，抄抄写写，有时提供一些材料或者写那么几段，供他们参考。

　　应该说，这几年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胡乔木与陈伯达起草文件方法的比较

　　胡乔木和陈伯达这两个大秀才有根本的不同。胡乔木政治品质好，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而陈伯达，后来变成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我这里只讲他们两个起草文件不同的工作方法。

　　陈伯达接受了任务之后，找助手，说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你们分头去看点书，看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交给他。不行，就再来一次；还不行，又再来。怎么不行，他也不讲。到最后，他觉得哪个人搞得有点基础，就一边改，一边谈。不满意的，就由他口述，我们笔录。陈伯达就这样反复推敲，直到满意为止，一点也不含糊。

　　胡乔木与他相反。他要你帮助他做事，一开始就和你讲清楚是什么题目，要讲哪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什么，第二个问题讲什么，文章的要点给你讲了一遍。你根据这个要点起草，交给他之后，他就再不找你了。要改，要重写，都是他自己干了。而陈伯达这个人非常麻烦，一而再，再而三，要你反复改，也不说应该怎样改。这个办法当然也有好处，就是逼着你认真思考。胡乔木的做法是什么都给你想好了，按照他的意思整理出来，交给他，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