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国中后期，理的概念流行起来，道和理的关系成为代表世界总体与事物本体之关系的重要问题。法家各派都在思考。韩非认为，道指万物之所同，是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东西；理指万物之所异，是某物区别于他物的特征。两者具有普遍与特殊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韩非观点的意义要从历史的比较中给予说明。老子的道指称世界本原和总体，却未能清除价值因素，也未能发明理的概念给予具体化，所以在担纲事物法则时力不从心。《庄子》明确提出了道是无所不在的，不但指称高贵者，还可代表卑贱和肮脏之物，至此，其本体属性才得以实现。《庄子》虽然引入了理的概念，却未能说明道和理具有普遍与特殊相同一的关系。韩非系统地论说了这个关系，对道家思想有重大突破，是道论本体化发展中法家的一个重要贡献。不过，与老师荀子和前辈名家相比，韩非满足于一物一理的对象化认知，忽视主体经验和范畴知识，未能给道的多重属性和复杂关系以进一步的说明，这是他的理论局限。

　　关 键 词：法家 韩非 本原 本体 道 理 稽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先秦诸子的历史观研究”(14JJD770028)

　　作者简介：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法家有没有理论?这本来不算个问题，法家讲了许多道理，宣扬法治，韩非还有法、术、势相结合的学说，这在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有记载，怎么不是理论呢?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法家在阐述法治主张时的确研究了很多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也的确讲了很多政治上的道理，这些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上，都不能说不是理论。可是，法家又确确实实搞学术和文化的大批判，确确实实主张愚民，甚至主张焚书坑儒，拥有这样主张的派别可能真心实意地搞理论吗?当然不能。不过，历史上又的的确确存在一些吊诡的现象。反对理论最为激烈的派别，有时对于所要反对的理论却不得不从理论上加以反对。不仅从理论上反对，而且在申明反对的理由的时候，又很有可能会不经意地推动了理论的发展。法家在本体思想上的表现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

　　过去，人们从情感上就倾向于否定法家，贬低法家，不愿意承认他们在理论上有什么贡献，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带有具体的现实内容和实际价值的学说上，法家的思想也的确很难作出什么有普遍意义的贡献。不过，对于有些纯理论问题，情况则略有不同。因为所谓纯理论问题，往往在感觉上脱离具体的社会内容和实际价值，对于维护君主一己私利的法家派别来说，在这样的理论上赢得胜利并不表明对于理论、学术、文化的重视和支持，也不表明对君主以外其他社会势力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所以，在纯理论上展开学术性的讨论，法家反倒没有什么顾忌。本体思想大概就属于这种纯理论的范畴。

　　本体论是一个不好界定的概念，本文不打算做详细的学术性考证，只取其通行含义，即关于世界本原和事物本质的思考。我认为，凡是称得上理论家的，即使是在艺术、文化、政治、社会领域中，只要想做深层次的理解，就一定要上升到理论层次，到最后，就一定要在本体论上确立自己的根据，好像只有这样才可表明自己的研究是具有了普遍意义的。不可否认，古代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有寻求普遍意义的传统。比如，在诗歌上，赋，就需要有比、兴为衬托和辅助，以显示抒写的情景是有普遍意义的。在论说上也相类似，具体的论点往往需要用有普遍意义的说法来帮衬，以彰显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中国人的文章中譬喻方法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世界的本原或事物的本质，就体现为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思想资源。法家要把自己对于法治的主张说透，也必然要在这种本体论的意义上找到根据。

　　在古代世界，不论是重视科学和艺术表现的希腊哲学，还是重视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中国思想，都有一个本体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古代希腊是以研究το ον(是、在)和ουσια(本质)等概念而展开的，在古代中国则是以讨论道和理等概念而进行的。在古代中国的道论本体化发展过程中，法家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作出了哪些理论贡献?这些贡献又有着怎样的限度?这几个问题显然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过去，我的研究在梳理从道到理的总体发展脉络上用力较多，对于道理论本身的理论特点及其创新意义和限度，还未能做细致而具体的分析，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敬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