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先秦史方面的专家，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目前已知的古蜀文明大体框架?

　　江章华: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公元前2500—公元前1700年);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700—公元前1200年);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公元前1200—公元前700年左右);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春秋、战国青铜文化(公元前700—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辉煌独特的古蜀文明融入汉文化圈，至汉武帝，古蜀文明几无痕迹。

　　目前，巴蜀地区春秋时期的相关资料较少，而在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发掘的船棺墓中，有春秋中、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遗物，因此，我们认为它很重要，为清晰呈现春秋时代的古蜀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实证。

　　外来青铜器是原装“进口货”

　　文汇报:这次出土的千余件文物中，有540余件青铜器，其中多是兵器和实用器，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特征?

　　江章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多数是宗教象征物和仪式用器，比如，青铜面具、大型金器、玉器等。到了西周晚期，战争逐渐频繁，为了应对新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局势变化”，古蜀社会进行自我调适，开始出现转型——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金沙)时期的神权政治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至高无上的世俗军政王权。

　　在新的形势下，三星堆与金沙那种因神权政治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事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已无暇顾及，无力生产那些华美的宗教神器，青铜原料主要用于制造兵器和实用器。这一转变自然也引起了全社会整体观念的转变，保家卫国成为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是全社会的凝聚力所在，此时，对人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神权政治时期。

　　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作为仪式用具的青铜器物逐渐减少，玉器只余少量装饰品，戈、矛、剑等兵器和斤、凿、锯、釜等实用器物比较多，这在双元村春秋战国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应对战争是当时社会的头等大事，这从等级最高的墓葬到普通民众的墓葬多随葬兵器可以反映出来。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古巴蜀国也许不像秦国、楚国那样拥有专属的军队，普通民众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以保家卫国为荣。

　　文汇报:如果墓葬中都出土青铜兵器，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高低和墓葬的确切年代呢?

　　江章华:要判断墓葬的年代，主要依据是陶器。在古代，陶器因其制作成本低、易耗品的特质，随时代变化快，不同阶段的特征明显不同。根据类型学，比对新出土的陶器与之前已知时代的陶器器型，来判断墓葬大约处于哪个时期。比如，巴蜀地区，春秋陶器有盘口罐、大型尖底盏;战国早期，尖底盏变小了;战国中期则出现了陶豆。

　　而青铜器因其制作成本高，使用时间久，器型变化不够明显，作为断代依据就不如陶器准确，除非是个别时代特征鲜明的青铜器。

　　战国时期，古蜀社会有着复杂的社会分层，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死后墓葬规模不同，尤其在随葬器物上有着明显的区分。其中，奢侈品的种类、多寡是区别不同等级身份的主要表征物。奢侈品以中原和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为主，只有统治阶层才有能力得到和制作这些东西，他们借此彰显自己特殊的荣誉与

　　地位。就像现代，有钱人才能开“进口车”，中原、楚风的青铜器在古代巴蜀就好比“纯进口”的舶来品，不是一般民众可以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