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研究多将明太祖对日交涉核心目的归结为禁倭，但以洪武初年对外诏书的对比来看，禁倭很可能只是次要目的，申交方是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明太祖试图通过万国来朝局面的营造，进一步彰显自身较元朝更为有效的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在这一层面上，被塑造成为维护中华正统而不向元朝朝贡的日本，其象征意义就显得较为重要了。《明实录》洪武四年日本国王入贡条目中，对赵秩与日本国王对话的记述，某种程度上或是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刻意夸张。围绕“禁倭”与“申交”而展开的洪武初叶的对日交涉，也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微观侧面。

    关 键 词：明太祖 日本 倭寇 洪武 朝贡

    作者简介：刘晓东(1972- )，男，辽宁凤城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旭(1987- )，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学界受传统倭寇观影响，且依据洪武初年对日诏书中明太祖所言“不在意日本称臣与否”①及关于倭寇问题的论述，多将明太祖对日交涉之核心目的归结为禁倭。但详考《明实录》中洪武初年的倭寇侵扰记录：从建国至洪武二年杨载使日前，只有一次；②从杨载使日至次年赵秩使日期间，只有两次。③如此稀疏的倭寇问题，却催生出明廷极为强烈的“禁倭要求”，这不能不令人略生疑惑。同时，以往的解读多仅限于明朝与日本之间，而忽略了明、日关系仅是朱元璋构建东亚区域秩序体系中的一环。因此，对于洪武时期尤其是初叶明、日关系的解读，既要考虑两者本身的特殊性，也要顾及日本在“天下”关系再确立背景中所处的一般性。本文即希冀通过对洪武初叶对日诏书与同期其他对外诏书的比较，进一步解读洪武初叶明朝对日交往的深层目的与意义所在。

　　一、洪武建元的海外宣谕与对日诏书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遣使四处，诏谕诸国，其中蕴含了明朝廷海外交往的何种基本理念？我们不妨将洪武帝颁谕诸国的初次对外诏书之内容，略作比较与分析：

　　1.高丽：“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中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余不多及。”④

　　2.安南：“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⑤

　　3.占城：“朕之遣使正欲报王知之，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王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业，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上帝寔鉴临之。”⑥

　　4.爪哇：“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使报王知之……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⑦

　　5.日本：“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华风不兢，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图，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⑧

　　归纳这些诏书之内容，不难发现：诏书前半段的叙述理路，各国几乎完全相同，即元朝作为夷狄窃据中华所导致的“华夷失序”，及朱元璋不满华夷易位，荼毒天下生灵，已奉天命恢复中华正统。后半段的叙述理路，则针对各国略有不同，对高丽、安南、占城“非有意于臣服”，只为告建国之事；对爪哇认为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对日本除“报正统之事”外，还“兼谕倭兵越海之由”，并做出了只要不为“寇盗”之行，“臣”与“不臣”皆可的姿态。

　　从诏书前半段的叙述来看，以大量篇幅描述元朝的以夷乱华，无非是要强调元朝统治的非法性，及明朝对中华正统的恢复之功，实际上是要表明自身的正统性所在，这也是塑造新朝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诏书的后半段叙述中，都表达了对其是否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似乎并不太在意。但事实上，所谓“非有意于臣服”只是一种谦逊的表示，明太祖在后来颁赐给占城的诏书中曾云：

　　海外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尔彼此世传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国，尔前王必有遗训，不待谕而知者。⑨

　　对诸国来朝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而在命中书省给安南的回文中，又说：“安南僻在西南，本非华夏，风殊俗异，未免有之，若全以为夷，则夷难同比，终是文章之国，可以礼导，若不明定仪式使知遵守，难便责人，中国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欢心，民之幸也。”⑩

　　可见，明太祖所谓的“非有意于臣服”，并非真的不欲诸国来朝，毕竟就前近代的东亚区域秩序而言，这显然是一种重要而有序的国家交往方式与途径。不过，在洪武君臣的心中，似乎更倾向于追求一种“合于古制”的奉表称臣，即中国不以武力相胁而使诸国感文德之化，尊奉天朝，宾至来归。这较之武力征讨，显然更能彰显新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因此，这次对日诏书中所谓“不臣则修兵自图，永安境土，以应天休”的表述，实际上也并非洪武君臣的真实意愿。

　　由此而论，洪武二年的对日诏书中，虽然表达了这样两种目的：1.“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即申交朝贡；2.“谕倭兵越海之由”，即禁倭。但结合洪武二年的其他对外诏书来看，其真正的核心显然还是前者，“禁倭”只是一种次要目的与辅助性手段，正如诏书中所云只是“兼谕”而已。这在洪武三年的对日诏书，表现得更为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