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先秦史研究呈繁荣态势，本年度发表论文九百余篇，出版的各类相关专著、资料整理、论文集七十余部。下面，谨就个人目力所及，对本年度先秦史研究的主要情况概述如下。

　　一、国家起源与史前文明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三联书店）分析了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文化发展态势。他指出这一时段内，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嵩山一带林立的考古学文化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是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本书堪称考古学上的古史重构，作者回避了考古学“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没有将相关传统文献与考古学文化进行比照探讨。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段天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二里头文化定位于夏王朝后期的考古学文化。易华认《从齐家到二里头：夏文化探索》（《学术月刊》第12期）为二头里文化与齐家文化时空接近、性质大同小异，提出了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就可能是夏文化的推论。王子孟《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基于遗址资源域和泰森多边形的分析》（《华夏考古》第3期）依据遗址资源域和泰森多边形的分析方法，研究认为洛阳盆地伊洛平原区聚落呈现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存在横向纵向控制紧密的三级网状聚落模式，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明显地出现了都城、区域性聚落中心、次区域性中心、普通聚落多层级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袁广阔、朱光华《关于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几点认识》（《江汉考古》第6期）从都城选址理念，宫殿建制，城郭制度考察了二里头时代的城址，对于学者“大都无城”的看法，文章指出夏代尚未形成大一统国家，都城没有防御设施难以想象。从夏商时期都邑考古的情况来看，城市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防御设施未必拘泥于人工修筑的城墙，利用天然河流、沼泽以及人工沟渠等构筑起都城的屏障应该也是防御的形式之一，它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到了商代早期真正意义上的城郭才出现。韩建业《二里头—二里冈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中原文化研究》第6期）阐述了约公元前1800年以后，由于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向外强势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再次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的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中原腹地伟大复兴，达到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王国阶段，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空间范围和统一性方面得到显著发展，从此以后进入统一性为主的“合”的时期。对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识，学界已经跳出了二里头文化是单一的夏文化的观点，随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考古报告的出版，更多资料公布出来，相信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会进一步深入。

　　沈长云《从不同文明产生的路径看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形态》（《文史哲》第5期）再次强调了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路径的特殊性，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形态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可以用雷海宗提出的“部民社会”来概括。王震中《中心聚落形态、原始宗邑与酋邦社会的整合研究》（《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阐述了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社会三个概念在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上的一致性，主张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为主对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进行整合，尝试重建中国上古社会历史。范永禄《再论“酋邦”的应用问题》（《中原文物》第4期）认为“酋邦”理论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不如以中央集权的出现与否划分一个社会是分化的部落社会还是早期国家。“酋邦”理论对中国学者探讨国家起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西方关于酋邦的主要论著，如塞维斯、厄尔等人的著作都未有中译本出版，希望假以时日，能看到这些论著的中译本出版，方便学者的研究和探讨。谢维扬《国家起源研究中历史性事实对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影响》（《东南文化》第5期）强调了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起源研究中，通过对可靠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所得出的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重要的基本认识（历史性事实），对相关的考古学资料性质的解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聚落考古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邓振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时代变迁与区域对比》（《华夏考古》第4期）、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罗晓艳《渭水流域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形态初探》（《文博》第1期）、滕海键《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及历时性变化探析》（《北方文物》第3期）。

　　庞小霞《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考古学报》第2期）从主要发现、分类、形制特征和演变、时空分布特征、出土环境及背景、产地来源几个方面对史前绿松石器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绿松石器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器形由简单变得复杂。其出现之时，佩戴与身份地位或贫富差别无关，而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个别地区绿松石常附属于一些具有礼器性质的精美重器之上，一定程度上开始体现身份等级。郭志委《史前时期腰坑葬俗试析》（《考古》第6期）分析指出目前学术界指认的先商文化分布区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中尚未见到腰坑葬俗，亦未发现墓底置坑或墓葬殉犬的现象，而豫西南及其附近地区却在商代以前见有这两类因素的存在，或可说明淮河流域特别是其上游的豫西南及附近地区可能在商文化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张旭、朱泓《试论甘青地区古代居民体质特征对华夏族形成的影响》（《中原文物》第1期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对先秦时期甘青地区古西北类型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种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索，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甘青地区古代居民就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之间存在相互的人种学基因渗透。戴玲玲等《新砦遗址出土羊的死亡年龄及畜产品开发策略》（《考古》第1期）通过对新砦遗址出土羊的下颌牙齿磨蚀以及肢骨的骨骺愈合状况，推断出的羊的死亡年龄结构，认定新砦遗址的羊被先民畜养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羊毛等次级产品，而非提供肉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