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研究帝制中国时，学者习惯于区分作为个人的皇帝和通过官僚系统体现的朝廷(或皇帝)的权威，这种区分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唐后期政治体制的种种现象。这一认知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认识到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而这在我看来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恐怕只有依靠皇帝权威这面旗帜才能达到建立一种新的权威体制的目的。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这部相当不成熟的小书主要收入了我在过去四五年内撰写的有关唐五代政治文化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常常经过相当漫长的岁月，其间又不断受到新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成果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都是围绕两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也互为依托的历史课题，一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所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文汇集，而是仍待完成的两部专著的缩略版，这两部著作一是讨论八到十世纪权力结构的变化，一是从南北朝到五代的“文”与政治的关系，收入本书的文章呈现的是那两部著作的部分主要观点。这些文章原先在学术期刊和论文集里刊载过，这次趁着成书的机会，我又将其中绝大部分文章作了修订扩充，个别文章改写扩充的幅度相当之大，几近于重写，目的是尽量将原先版本中表述不清楚或证据不够充分的地方加以改进。

　　接下来我想说明一下这部书里的文章主要涉及了哪些重要的学术问题，特别是为何我要用《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作为概括性的书名。虽然我到近年才真正倾向于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这些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中晚唐政治文化和群体的重大变化，我对唐代这些现象的关注、基本解释框架的形成等等，都应该追溯到撰写博士论文的年代。

　　选题的由来

　　我仍清楚地记得，1997年一个深秋的下午，温暖的阳光洒满卡内基湖畔的红叶，我送家人去大学上课，随身带上了从葛思德图书馆借来的孙国栋的《唐宋史论丛》。孙国栋先生的研究我那时已经大体熟悉，尤其是他那篇精巧的小文《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携带该书原本是为了细读收入其中的《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没想到那大半个下午，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阅读之时就感觉孙先生的分析虽丰富而有创见，却难以说服我，尤其是他将唐代政治精英按门第出身做简单分类，门胄子弟常被简单等同于旧门大族成员，在我看来尤其造成历史认知上的紊乱，因为这种方法既不能反映唐代的情况，也不能准确说明唐人仕途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当时便将自己的一些想法随手记下，这就构成了今后思考这一问题的开端。

　　这种对唐宋间政治与社会精英的变化的研究兴趣可以说发生在一个对我个人而言很不寻常的时刻，其结果可以说既不幸又很幸运。那时我刚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但因博士论文尚未完成，所以只能先担任全职讲师(Instructor)。我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是想要解释从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前期，唐代的政治格局究竟发生了何种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精力大都花在探寻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制、军事和财政等方面变化的脉络，尤其是唐宪宗元和时代的朝廷政治以及中央与藩镇的关系。与十八年后的今天相比，那是一个很不相同的年代。学界对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的研究远不如唐前期研究来得丰富，许多重大问题尚未被触及，具有开拓意义的综合研究尤其罕见。就我特别关注的政治史、制度史和财政史而言，当时最具原创性的论著仍主要出自日本学者之手，从日野开三郎、松井秀一、崛敏一、砺波护等前辈学人到年轻一代的妹尾达彦、高桥继男和渡边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虽然不出数年功夫，中国学界的研究就呈现出了后来居上之势，但在那一刻仍显得较为薄弱，比较重要的是张国刚的藩镇研究，袁刚的唐后期中枢体制研究和陈明光、吴丽娱、李锦绣等的财政史研究。西方学界的情况类似，主要贡献还是来自于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和麦大维(David McMullen)等学人的论著。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的唐代墓志，那时也惟有很少数的学者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唐后期政治史研究也算是一种充满勇气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