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记者朋友问我，清华大学为什么要建科学史系？与国内同行相比，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有什么新的特点？我想，让科学史回归“为通识教育而生”的初心和本位，是我们建系办系的一大特点。

　　唯有“科学通史”能达成桥梁功能

　　科学史是一种“二阶”学科，是科学充分发展并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对这一结果进行系统性反思之后诞生的“高阶”学科。19世纪，科学的分科化、职业化和技术化，既带来强大的力量，也带来知识分裂和共同价值的缺失。克服愈演愈烈的知识分科化倾向，是科学史学科早期倡导者的基本哲学动机。从英国哲学家休厄尔、法国哲学家孔德，到德国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均是如此。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深受孔德影响，倡导其新人文主义，试图通过科学史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萨顿强调，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史，首先应该是通史而不是专科史，唯有“科学通史”才有可能达成桥梁的功能。可以说，科学史从一开始就扮演着推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角色。

　　哈佛大学如今是科学史学科的重镇，这一方面是由于萨顿的长期耕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哈佛校长柯南特基于通识教育理念，重视科学史课程和学科。柯南特是著名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策划人，也是二战后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的坚定倡导者和推行者。1936年，柯南特推出了科学史博士计划，萨顿是博士导师；1940年，他又为萨顿设立了教授席位。柯南特相信通过科学史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触摸科学”（feel for science）。他让萨顿的博士生科恩协调实施这一计划，并于1947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理解科学：一个历史的进路》（On Understanding Science: an Historical Approach）。柯南特建议在哈佛开设三门科学史课程，其中两门分别由科恩、霍尔顿教授，第三门由柯南特和库恩合作开设。库恩、科恩和霍尔顿，后来都成为科学史界最高奖萨顿奖章获得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声名卓著，影响远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1966年，科恩成为哈佛大学科学史系首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