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哺育和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史家不断献身于通史编纂的名山事业。这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赓续薪火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文化特质。

　　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1962年，白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

　　然而，“文革”爆发，白寿彝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年代，中国通史的写作计划仍在他心底酝酿。

　　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12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他后来回忆道：“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

　　1975年，当客观形势稍有好转时，白寿彝便立即开始着手实施酝酿已久的中国通史编撰计划。他首先组织力量写出了200多万字的中型中国通史草稿。由于“题无特色，文无新意”，没有统稿基础，只好放弃。

　　白寿彝从1977年转而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当经历了文化沙漠的人们急欲渴求精神食粮的时候，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西班牙、德、法、罗马尼亚、阿拉伯、意大利、世界语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在世界上拥有大量读者，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也是“文革”后学术界出版的第一本历史著作，深受读者欢迎，并因此获得了全国首届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