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修远的史学之路使我时时产生无尽的追忆。1959年，我报考南开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的研究生，得益于历史学家王玉哲先生的指导与教诲，奠定了我在古文献和夏商史方面的研究基础。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协助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刘起釪先生一同参加。自此之后，我就决定要与中国古史、《尚书》研究打一辈子交道，这成为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

　　走上《尚书》研究之路

　　我在中华书局整理《尚书》有两年多时间，负责整理“商书”5篇。其间，我不仅得到实际操作的机会，又能直接聆听顾先生的教诲，深受教育，难忘的有三点。

　　第一，顾先生教诲我们，做学问要善于从各种见解中汲取有益成分。他要我与刘起釪不断向王力、陈梦家、夏鼐等相关专家求教。比如为探讨宋代学者对《尚书》的解析，我们拜见了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为弄清《尚书》中有关礼乐的内容，我们拜见了音乐史专家阴法鲁先生。顾先生要我们虚心听取各位大家的意见，不放过任何有益于《尚书》整理的地方。

　　第二，顾先生做学问一丝不苟，其言传身教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模。他自著的《〈尚书·大诰〉译注校评》于1963年就已脱稿，大约30万字，中华书局已确定出版。突然有一天，他让我把书稿要回来，说是有一个小问题需要修改，改后我又送到编辑部。如此反反复复，这部书就这样拖下来，至今稿卧，未能面世。

　　第三，顾先生做学问锲而不舍，学术建树从不故步自封。顾先生是“古史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古史辨”派的主要观点在当时背景下有其特殊意义，从“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顾先生晚年并没有停留在“疑古”阶段，而是不断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例如，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逐渐改变了早年形成的若干关于夏代和大禹的看法。

　　总之，顾先生做学问具有博大的胸怀，他那锲而不舍、包容求真的品德，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深深影响了我毕生的治学之路。

　　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尚书》是最为久远的历史文献之一。然而，《尚书》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传过程中几多劫难，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缺佚错简，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版本、真伪问题错综复杂， 这些情况使得许多基本问题难有定论。

　　在我看来，只有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准确解释其内容的实质，正确地判定其制作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尚书》各篇章的史料价值。例如，《尧典》描写的现象虽然斑驳陆离，但从中仍能看出尧舜时期氏族制度趋于瓦解、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印迹。《禹贡》中与我国古代经济、地理等方面有关的历史资料，应该受到足够重视，不能因为它成书较晚而抹杀其原始素材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它全盘视为夏代的信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