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中重要的历史节点。五四运动前，西学东渐涉及多个层面，学理上批评传统经学意义上的历史循环论，主要以严复等译述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为主体。斯宾塞的所谓社会进化论，是建立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并与社会有机体论共筑社会学的奠基石，而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涉及科学相对于迷信，属于从自然层面的人的解放，而民主某种意义上属于社会制度层面的人的解放。正是在思想启蒙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等学理进入中国，这与中国社会结构功能发生巨变密不可分。本文集中阐述从1894至1919年前后，中国的思想理论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转变，即从进化论的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进化论”实际上是取代了以往传统中国《易经》上提出的“循环论”——以历史周期论来解释王朝兴衰更替的一种重复循环的观点。进化论的观点后来为近代中国重新建构知识分类提供了基础。以前的知识分类都是以经、史、子、集为基础，进化论提出以后，分门别类形成一些学科，都以“进化论”为核心思想。经、史、子、集这种学科理论以《易经》的“循环论”为主导，而近代中国的生物等理工科形成了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动物学、植物学；同时，社会科学也出现社会进化论，表现在文学、新闻学、军事学等领域。由此开始认为历史进化是一个阶梯，是一步一步的过程。同时严复把它和进化论与图腾社会、军国社会、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相联系。因此“进化论”思想的传播一方面是严复通过书籍，通过不断地修改《天演论》，将它与当时社会的维新思潮相结合，以及在后来的革命时期，严复在对《天演论》书稿进行修改时又将它与革命思潮相结合，并且在期刊杂志上传播形成了强大的进化思潮。而相比之下，进化论当时面对的历史情境是中国学习西方的阶段。这个阶段，近代中国早期武器上不如列强，系“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后来发现即便从德国、英国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购买了先进的坚船利炮，但甲午海战中仍然被同样从德、英等国购买坚船利炮的日本打败。如此就涉及到整个封建体系的考察，这就需要从制度上反思中国的落后，所以在这样的情境下，社会变革乃至国家改革等有一个过程。而五四前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系反对同盟国的协约国之一，随着协约国对同盟国取得胜利，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成为战胜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仍然需要在巴黎和会上被迫签署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这也成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和思想变革的重要逻辑起点。在这样的情境下，表明中国不仅是器物层面需要向西方学习，制度层面也要向西方学习，于是开始了维新运动，但维新运动并没有取得成功，这让国人意识到首要的是改造国民性，要实现人的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人的思想意识现代化包含两个层面：人的自然解放和人的社会解放。人的自然解放需要科学，社会解放需要民主。在这种思想启蒙情境下，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青年》杂志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实际上，这里的民主和科学思想贯穿于严复的天演进化论理念中，所以在当时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以外，还有个穆勒尔姑娘（morality），即从科学、民主、伦理三个纬度来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从西方传入马克思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视作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精英集中学习西方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人的思想意识层面上国民性的改造。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其他的西方理论诸如劳工主义、互助主义等多种思潮在当时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属于诸多思想潮流当中的一种理论解释框架。这些理论试图结合国情，解读中国语境中风起云涌的各种思潮，它的发展在当时与不同国家对中国的思想影响有关系，也和中国向不同国家派遣留学生以及留学生的知识框架密切勾连。　

　　第二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将学术思想同中国的政治道路相结合，成为政治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当时的书籍传播、报刊传播以及杂志传播等多种媒介传播相联系。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一开始是和报纸、期刊、杂志联系在一起的，而报纸、期刊、杂志传播和书籍传播相比往往有一定的距离。相比较而言，书籍传播的内容及篇幅往往是鸿篇巨制，以著作为中心形成一套理论解读的文本。而报纸、杂志、期刊等媒介产品则具有时间上和周期上的连续性，这种传播方式往往篇幅较短，传播相对完整的某个学术观点或者思想的亮点，下一期连载时往往相对突出一个亮点，或者两个亮点等，这与书籍传播明显有差距。与此同时，为了聚焦某个热点可以采取专号专刊等形式，比如每一期《晨报》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以及《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与期刊的议程设置、主题聚焦密切联系。　　

　　第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源头主要有三个区域：日本、欧美，最重要的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边疆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蒙古地区、东北地区的传播由苏俄传入中国，当时受到奉系军阀的打压。现公布的一些北洋军阀档案可见，当时就有某某地方查获相关红色刊物、杂志与期刊的记录，北洋政府意在加强思想上的控制。一些军阀特别是奉系军阀对思想传播的报人与杂志，或者是和报人、名记者密切相关的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无论是邵飘萍、林白水还是李大钊，从他们牺牲的过程来看，最终缘于所谓“赤匪”等类似罪名被送上了砍头台或者绞绳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媒体人的生死存亡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军阀之间思想控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作为名记者的邵飘萍和林白水，在当时都是被视为思想危险分子，受到抓捕和处决。特别是邵飘萍，新中国成立后据周恩来等回忆，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的身份与处境，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但是军阀处决他的一个借口就是他和红色传播、红色思想密切相关。李大钊更是如此，他不但是“南陈北李”建党的核心人物，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奉系军阀所谓的危险事件传播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历程，涉及从学术传播到政治传播的趋向，当时军阀把马克思主义传播视为思想控制的一个重要的管控对象。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和苏俄的关系，涉及边疆乃至思想意识上的边疆查禁等。也即从思想传播来讲，还涉及到思想传播的边疆界线，这都是思想传播史上罕见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却是探讨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本土化的重要的历史语境。军阀对马克思主义传播采取的查禁等镇压措施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与中国社会中工业发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语境中现代性的反思密切关联。特别是中国工业发展语境中劳工力量的崛起，需要从学理上分析日益冲突的劳资对立，当然也离不开反帝反封建的语境，而马克思主义成为批判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有力武器，其传播远非军阀利益集团所能控制的。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