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最高潮，出现了三个标志性事件，即白话文运动的开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马克思主义通过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传入中国，这对近代与现代中国的走向影响至为深远。今天距离新文化运动最高潮已经百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刘悦斌教授，以期从历史与理论的高度进行相关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人认为，中国的近代文化的变革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从制度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开展和高潮。如何看待这种历史分析视角？

　　刘悦斌：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分为器物（经济技术）、制度（根本的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人的现代化）三个层面。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近代化（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确呈现出从器物到制度、再从制度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历程：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阶段，这一阶段的近代化主要是军事建设（军事工业和军队）和与之配套的民用工业。甲午战争中国被国人原本没放在眼里的日本打败，康有为等人反思的结果，是日本不仅有器物层面的近代化，还有各种制度变革，特别是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革命党人则直接提出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的目标。所以，从甲午到辛亥，是中国制度近代化阶段，其中根本的是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近代化，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后的乱象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缺乏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于是而有五四新文化运动。

　　因此，现代化的三个层面在中国近代经历了界限分明的三个阶段。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这也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沉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是曾被视为“夷狄”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为了树立和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面对外来文明时表现得更为保守，使得国人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因而近代化呈现出逐步推进、深入的特点。可以与日本做个比较。日本有全面学习外来文明的传统，所以在与中国大体相同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与中国不同的近代化模式：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和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基本上同时进行，福泽谕吉甚至明确提出“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的近代化顺序，使日本的近代化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没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例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洋务派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洋务运动时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甚至清政府官员表达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但是，这些都只限于极少数人，不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潮和运动。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新思想新观念，才借助于白话文等新手段，在全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掀起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高潮。

　　中国社会科学网：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和意义？

　　刘悦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文化运动的各项主张正是中国近代化实践的反映。近代化是一项综合性的事业，但是，洋务运动只停留在器物层面，所以在与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的较量中失败了；从戊戌到辛亥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制度近代化，结果只是一块“民国”的招牌，正像陈独秀所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总结清末以来中国的历史，五四先贤们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是由于传统的纲常名教和专制思想没有得到清算，国民的思想文化观念没有得到更新，而“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于是“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梁启超语）。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无一不是当时中国近代化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固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面拥抱西方文明的倾向，剑走偏锋，在方法论上有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弊病，“在反对封建旧文化和对待文化遗产的关系上，缺乏正确的了解，把许多问题绝对化了，如反对‘文以载道’的旧文学，不问它载的什么道，反正‘文以载道’就是封建的，都要反对。这不是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了吗？”（陈旭麓语）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这就是鲁迅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构建国人全新的价值观上作用是巨大的，其方向应该充分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网：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阵营后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分化？

　　刘悦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化，其中有个人个性的因素，例如有学者指出，胡适的思想带有浓厚的稳健性、伦理性和自由性色彩，而陈独秀则呈现出激进、刚强、道义的一面；胡适儒雅圆通，温文尔雅，陈独秀则始终是一个壮怀激烈的革命家。当然更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或者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新文化运动除了人的思想解放、追求个人自由外，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任务是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

　　这一时期，人们如饥似渴地了解西方学说，希望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西方学说纷纷传入中国，早已由孙中山引进的社会主义学说自然引起人们的重视。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使正在为中国寻找出路苦苦探索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使很多苦闷中的知识分子眼前大放光明，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于是走上信奉、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毕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相激荡的时代，对中国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各有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何影响？

　　刘悦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介绍新思想新观念的刊物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在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相互激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其在苏联的成功实践而脱颖而出，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高度认同。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率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新的阶级力量使先进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遂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思想解放氛围，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不大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肖昊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