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观指如何看范畴的界定、分合、形成，即如何看范畴和范畴化。范畴和范畴化是认知科学的中心议题，有了范畴和范畴化，概念才得以形成，经验才变得有意义，理解范畴和范畴化才能理解我们的思言知行，才能理解人之所以为人。

　　已有的两种范畴观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一种是“离散范畴观”，一种是“连续范畴观”。离散范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延续两千多年，一直被认为理所当然，无需论证，而且至今不衰。以连续范畴观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在西方语言学界不是主流，在当今中国却大行其道，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值得深思。

　　上述这两种范畴观的着眼点是“离散”还是“连续”，但是至少从语言看实际还存在另外两个互有联系的着眼点，一个着眼于“分立”还是“包含”，一个着眼于“是”还是“有”。先说分立和包含。从逻辑上讲，“甲乙分立”可能形成甲和乙的“交集”，“甲乙包含”则不可能有交集，因为乙是甲的“子集”。“分立”跟“离散”类同，但是“包含”不同于“连续”，连续范畴虽然中间是连续的，但两头还是分立的，不是包含关系。着眼于“分立”和“包含”的区别,能更好地说明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西方的语言（指印欧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分立为常态，中国的语言（指汉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从大处看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语言和文字。

　　西学东渐，国人推崇索绪尔，多有将语言和文字截然分开的，却忽略了索绪尔在书中特别指出的，对汉人来说，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其造字法和语言的构词法基本相同。所以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即“小学”，包括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文字学一直是包含在语言学之内的。西方语言和文字是“分立”关系，而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包含”关系，语言包含文字，文字也属于语言。

　　（2）用法和语法。

　　西方语言学的传统和主流认为，语法和用法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名词动词属于语法范畴，指称陈述属于语用范畴，二者不可混淆。然而汉语的情形不同，名词就是指称语，直接起各种指称作用。主语和话题这对范畴，西方语言也是二分对立，而汉语以施事为典型的主语其实是话题的一种特例，主语属于话题。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根本不存在“语法-语用”之间的交界面，因为语法是用法的一个子集，用法包含语法。

　　（3）语法和韵律。

　　西方的语言学，语法和韵律是两个分立的范畴。拿英语来说，韵律的基本单位“音步”跟语法单位二者不相契合，研究二者之间的映射关系就叫“韵律语法”。汉语单音节的“字”同时是韵律和语法的基本单位，字字带抑扬的声调，字字是重读音节，又由于每个音节都承载意义，单音字和双音字的选择以及单双音节的组配方式，这在汉语里不仅仅是单纯的韵律问题，也不只是跟修辞风格有关，而是跟语法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汉语自身特有的一种语法形态。中国的语言学家所研究的“韵律语法”本来就包含在语法之中，它不是韵律和语法的交集，而是语法的一个子集。参看沈家煊(2017)。

　　（4）词根和根词。

　　众所周知，中西方语言的构词法有明显的差异。吕叔湘说，西方语言的构词以派生为主，跟“词根”（即构词的基础成分）相对的是“词缀”，二者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汉语的构词以复合为主，跟“词根”相对的是“根词”（既能构词又能单用的）。拿“羊毛、驼毛、驼色”三个复合词来看，“羊、毛、驼、色”四字本来（古代汉语）都是可以单用的根词，其中包含现在（现代汉语）已经不能单用的词根“驼,色”。因此可以说，西方构词成分“词根”和“词缀”是“分立”关系，而汉语构词成分“词根”与“根词”是“包含”关系，“根词”包含“词根”，“词根”是“根词”内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程度的“附着性”（不能单用）的一个次类。

　　（5）名词和动词。

　　名词和动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对语法范畴，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汉语和西方语言不同。西方语言名词是名词，动词是动词，呈“名动分立”格局，动词用作名词（做主语或宾语）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化”的过程和手段，而汉语的动词其实也是一种名词，是“动态名词”，兼具动性和名性，呈名词包含动词的“名动包含”格局，因此谈不上什么“名词化”。参看沈家煊(2016)的系统论证。

　　（6）实词和虚词。

　　类似“名动包含”的词类关系在汉语里是一种常态，例如动词和介词，所谓介词实际都从动词虚化而来，仍然带有动词的性质。动词包含介词，介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的语言学只讲虚字和实字之分，但是虚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虚实是相对而言的。介词相对动词而言是虚词，动词相对名词而言也是虚词。

　　接着说范畴的“是”观 和“有”观。汉语的范畴以“甲乙包含”为常态，如果问“这个包含格局是一个范畴还是两个范畴”，这是个不好回答也无需回答的问题。甲包含乙，乙属于甲，甲乙本是“异而同”。中国人对这个“是一是二”的问题不感兴趣，觉得作为常态的“甲乙包含”格局虽然没有“一分二”，但已经“一生二”，“生”就是从无到有，所以虽然不好说“是”两个范畴，但是已“有”两个范畴。

　　哲学界普遍认同西方重“是”而中国重“有”的观点，冯友兰说，“《老子》中的宇宙观当中，有三个主要的范畴：道、有、无。因为道就是无，实际上只有两个重要范畴；有、无。”西方哲学是围绕being（是/存在）而进入形而上学的思辨，而中国先秦名家则是通过对“有”的反思而进入形而上学的思辨，“有无”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核心概念。中西方的这种差别从语言来看十分明显，赵元任说过，由于[英语的]there is无法直译成汉语，汉语里只有“有”，所以西方哲学中有关“存在（being）”的问题很难用汉语说清楚，除非特别切断“存在”与“是”的联系，把它与“有”挂钩。沈家煊通过分析“是”“存在”“拥有”三个概念在英语和汉语中的分合，指出对西方人来说，to be还是not to be，这是个首要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有”还是“无”，这是个首要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就是：因为西方视“甲乙分立”为常态，中国视“甲乙包含”为常态，又因为西方重视“是”，中国重视“有”，所以中西方范畴观的差异，从语言上看，概括为两句话——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甲乙分立”是范畴的“是”观，“甲乙包含”是范畴的“有”观；“是”观是静态的恒在观，“有”观是动态的“变在”观。

　　西方“是一是二”这种恒在的范畴观根深蒂固，要么“一分为二”要么“合二为一”，“甲乙分立”才是常态，既分又合、不分不合的“甲乙包含”是非常态或过渡态。这在西方的语言学界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纽美耶（Newmeyer）和拜比（Bybee）二人在美国语言学会的主旨演讲，对“语法”和“用法”这两个范畴的分合，观点争锋相对，一个主张分，一个主张合，他们一定要争出个结果“是一是二”心里才舒坦，觉得只有在“恒在”中才能把握语言的真谛。然而，尽管索绪尔严格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观点在近代中国有很大影响，中国语言学家还是有自己的习惯，对现代汉语共时平面的描写和分析如果得不到汉语史材料的佐证就觉得不踏实、不舒坦，觉得只有在“变在”中才能把握语言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