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逢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馆庆，我作为商务的老作者，被约请撰写一篇纪念文章。静下心来，屈指细数，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与商务印书馆结缘已经有40年了。

　　前辈学人曾说过：“学者不可无宗主”。如果把这里说的“宗主”理解为学者的师承关系，那么，黑龙江大学的词典编纂活动，其宗师应该是其前身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副院长赵洵同志。上世纪50年代，她就主持过俄汉成语词典的编纂。50年代末，她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时的导师是著名的兹维金采夫（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教授。她选定的攻读方向便是词典学。60年代初归国后，她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宣部有关领导人的帮助下，突破重重阻力，最终组建起一个俄汉词典的编写班子，这虽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语言研究所实现的，但编写班子的主要成员却都是从黑龙江大学借调过去的。师承赵洵从事词典编写的有她的一大批学生，其中包括李锡胤、陈楚祥、潘国民等，可视为其中的优秀代表。进入21世纪，他们三人先后荣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记忆把我拉回到1975年。那年5 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黑龙江大学的李锡胤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其实，在那以前，黑大已经接受了商务委托的“挖版修订”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的任务。会议之后，原来的“挖版修订”升格为全面修订，原属两个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也具有了某种“国家规划”性质。借着这个名义，以黑大俄语教师为主体，从哈尔滨市多个单位借调来的五十多人的修订班子开始搭建。当时我还是一个处于教学第一线的青年教师。按照常规，像我这样刚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是不会被安排做这种看似老气横秋的词典工作的。偏巧正赶上我带的首届72级工农兵学员班要毕业，我已被安排去农场劳动锻炼。负责搭班子的系领导在急于用人之际打起了我的主意，并经学校党委书记同意，让我暂缓走“五七道路”，转而参加具有“反修”意义的词典修订。不曾想，这个偶然的安排，竟成为我一生业务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部部词典编下来，一直干到我现年满75岁。这样，借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大半辈子我都被栓在了有“工具书王国”美誉的商务印书馆这辆战车上。其实，说我“被拴在战车上”并不恰当，因为我不是被动的，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我本人也求之不得，乐此不疲，从来没有动过主动从这车上爬下来的念头。我参与或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有：《大俄汉词典》（1985），《大俄汉词典》（修订版）（2001），《便携俄汉大词典》（修订版）（2007），《乌克兰语汉语词典》（1990），《新编乌克兰语汉语词典》（2013），《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2014），《新时代俄汉大词典》（即出）。从1975到2015年，整整40个年头啊！人生能有几个40年？我不禁发出人生苦短的慨叹。不过，回忆起历历往事，充满我内心的感受，似乎只有庆幸、满足与温馨。

　　《大俄汉词典》（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