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语粹

　　回到“学科”与“学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学科兴盛，学人八面风光，路也走得比较顺畅，这我能理解。但多年经验告知，人文学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前途，最好分开来谈。作为教授，谈及人文学的命运，我有三个维度——人文学在国家文化地图中的位置、我自己的切身感受、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生存处境及发展空间。

　　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曾经傲视群雄，而最近一百年乃至五十年、二十年，则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价值申辩，这是个很让当事人尴尬的局面。很多人文学者自我申辩，要么不够“理直气壮”，要么没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不被认真倾听或诚心接纳。这无疑是很遗憾的。

　　■人文学者应该调整自家心态和论述策略，“恰如其分”地讲出自己的好处

　　我近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挑战，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先梳理此前我说过的，再谈最近的自我反省。

　　1993年我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谈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人文学的命运；2000年撰写《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关注的是技术突变后人文学向何处去；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我在《大学三问》中追问“人文有无用处”；2006年我将几次演讲整理成《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提及近年不少人文学者“有用化”的努力，偏离了人文学所特有的对于价值、历史、精神、自由的认知；2007年我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中谈及：“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2012年发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自嘲：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原本心高气傲、思接千古的人文学者，如今远离“文辞”、“趣味”与“想象力”，彻底摒弃老辈学者的“文人气”，恨不得马上变成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

　　现在，想添上一点最近的自我反省——我们能否“恰如其分”地讲出自己的好处？之所以这么提问，是有感于不少人文学者在公开场合的表述过于意气用事，像是在赌气，无法以理服人。在万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历史舞台上，作为个体的学者，漠视潮流，我行我素，独善其身，人家不会拿你怎么样；可作为整体的学科，却可能因你我过分冷漠与退却而日渐萎缩。

　　我们必须明白，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那不是毫无道理的。这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天下大势”，必须认真面对、仔细辨析。只埋怨自家领导昏庸无能，不理解这潮流背后的深刻原因，那是不行的。这不仅仅是人事纠纷，还得将制度设计、历史演变、现实刺激，还有可操作性等考虑在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才不至于只是生闷气，或者“说了等于白说”。一句话，人文学者必须调整自家心态及论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