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程中,科研经费管理已经成为瓶颈和焦点问题。科学研究自然离不开经费的支持,但面对繁复的预算、不近情理的支出与报销限制、“敌意”的审视,科学家深感时间不够、财务水平不足,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与有效时间都大打折扣。

　　科研经费管理之争,虚假预算是直接原因,背后则是科技治理体制的矛盾、法治精神的缺失及科研单位生存与发展理念的错位。

　　对科研单位来说,往往还背负着历史包袱、体制机制的失调来谋求发展。科研单位宝贵的自有资金大多入不敷出。于是,发展所需资源只能从科研经费中获取,多头重复申请、虚高预算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为达到目标,科研单位只能通过科研经费与个人收入强相关的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去脱离实际需要,积极争取更多、更大的课题。面对越来越紧的风声,科研单位为了规避责任,大多会要求逐级消化风险点。于是乎层层加码,人心惶惶;频繁调账、人仰马翻。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面对成倍增长的财务工作量,面对日益古怪的单位财务制度,不胜其烦、“逼良为娼”、寸步难行。科学家群体作为科研管理流程的终端,直接承受着体制失调带来的所有损失和代价。

　　由于科学家社会声望的隐性权力,管理部门在执行科研经费管理政策时,大多束手束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抓小放大,以缓解矛盾,最终以牺牲预算的权威性和法治精神为代价。这客观上解除了单位被问责的压力,也为下一轮虚报、挪用提供了庇护。当然,国家管理部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还会坚持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改革、优化,并提出新一轮的管理办法。但注定难逃怪圈,只是陷入又一轮循环。

　　在这样的恶性博弈之中,个人、单位、国家都成为实质上的受害者。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环境下,似乎谁都无法主动终止这一无人获益的博弈模式。从国家的角度,保障资金安全,追问投资效率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而从科研单位的角度,大多已经陷入这种游戏模式欲罢不能。以虚大的科技项目为起点,到虚高的GDP、轰动性的“重大成果”,再到更大的科技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岂敢轻言放弃!

　　因此,破除科研经费管理的困境,不能够简单地依靠“收紧”或“松绑”等就事论事的方式来进行,必须从科技治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入手,加强系统的理念,主动调整科技活动各个主体的利益模式。

　　完善科技治理结构,建立分类定位、分类管理的方式。对于高水平的国立科研机构,就要大幅扩大其财政自主权和科研方向选择权,大幅降低其竞争性经费的比例,使其集中精力于增强原始创新能力。而对于适合市场采买的科研活动,则完全可以放手利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政府从分钱分物的具体事项中解脱出来,提高战略规划的水平,做好创造环境、引导方向、提供服务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