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项江涛）如果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便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的关系。因此，撰写中国不同地方民族志的过程就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过程，而撰写中国各地不同手工艺变迁的民族志也是从另一角度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12月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围绕“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召开学术研讨会。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研究员说：“手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但在近代社会这一根基受到了挑战。近百年来，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地方文化与全球文化两种知识体系的博弈在手工艺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纪录这一发展过程的民族志，就是记录了中国如何从传统融入全球化，又是如何从全球化走向在地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的兴起为手工艺的复兴提供了新的生产知识系统和社会劳动分工系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麻国庆教授认为，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无意识地传承”之传统，常常由来自国家和民间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地创造”。我们所讨论的文化传统本身特别是文化的仪式等方面，本身也是区域共同文化“集团记忆”的外在表达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传统文化复兴，其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传统的简单再生，而是在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之下的再造与重构，其在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系列认定、保护与传承当中，亦已显露端倪。

　　研讨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赵旭东教授从梦境、艺术家与想象力的角度提出，梦境的描述可能成为一种理解艺术品制作和生产中的独特性的一种途径。在其表层意象的背后可能揭示出一种并非日常形态的艺术品生产的梦境叙事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教授认为，民族志研究就应寻求一种“流动化” 的书写范式，以“流动的想象” 为特征的民族志书写模式因之获得了来自现实生活与学者理念的更多支撑。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阐述了中国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两个关键转型期及其中国实践。他倡导，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方法论跨界研究携起手来，意在强调和凸显后者的方法论指导和引领作用，通过某种带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及问题意识的对象性研究，最终塑造出一种兼及历史背景、文化思维、艺术实践和社会应用等多重境界的学科方法论意识与学术氛围。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彭兆荣教授提出，西方知识谱系中的“艺术之美”表述体现着西方式思维价值与表述逻辑，将这些思维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分类概念置于中国的艺术传统中便会充满矛盾和悸论。尤其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 我们不得不袭用西方的艺术形制于知识、于分类、于科制、于教育，削足适履。贡布里希借“木马深思”之名以探讨艺术遗产的形式根源之实，意在强调西方艺术在根脉上层累传递，形成传统。而我国传统的艺术之美的价值认知与知识谱系与西方迥异，两种传统泾渭分明。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人类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快速进入“互联网+”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也迎来了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手工艺复兴。这样的复兴现象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以及世界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记录用人类学的角度去记录和解释这一现象，又如何用社会整体论的观点和方法撰写系列相关的民族志，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