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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于东周末年《春秋》

2020年08月05日 10:01 来源：《新闻春秋》2020年01期作者：倪延年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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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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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东周末年春秋时期诸侯封国《春秋》产生动因、名称来源、内容属性、“《春秋》人”的职业秉性及《春秋》发挥社会功能的途径等方面特征后，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封国《春秋》已经具有新闻媒介的主要属性，并因其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而成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起源；从某种意义上认识，也可说是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

　　关键词：

　　中国新闻史研究/地方新闻媒介/《春秋》

　　作者简介：

　　倪延年，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南京 210097）。

　　地方新闻媒介一般指受地方政府管理、由（本地或外地）新闻机构在当地创办、主要报道本地区新闻或就本地区产生或与本地区有关的新闻事件发表言论，在新闻内容乃至新闻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地方（经济、文化、地理及习俗）特色且主要在本地区传播的新闻媒介。中国“古代”是指中国“有史以来”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灭亡前的历史时期。本文把那些由朝廷（枢密院或尚书省等机构）向全国编发以传播朝政新闻为主要功能的官方新闻媒介（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后都进奏院编发的进奏院报状、明朝邸报及清朝前中期邸钞）等“朝廷官报”，定位为中国古代“全国性新闻媒介”；而把那些由地方政府编发主要向朝廷（中央政府）汇报本区域有关情况或信息的“地方官府官报”就定位为中国古代“地方性新闻媒介”。本文拟就中国传统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起源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请业内同行专家学者批评赐教。

　　一、确定《春秋》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的几点理由

　　对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的标志是什么？哪些史料支撑“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如此等诸多问题，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有比较明确的说法。在学习已有研究成果并研读有关史料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起源”了，其标志就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封国出现的各国《春秋》。为什么说春秋时期的诸侯封国《春秋》是中国传统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的标志呢？

　　（一）《春秋》取名似与当时“轩车使者”和“逌人使者”采风纪事活动有关，而这些采风纪事活动与后世记者采访活动相似。

　　春秋时期出现的各诸侯封国《春秋》应该更多地具有“官报”的属性。因为与《春秋》形成有直接关系的人是由当时的“官府”委派的。《说文解字：说文五上》中收有“”字。许慎解释道“古之逌人以木铎记诗言。从辵从丌。丌亦声，读与记同”。徐锴曰“逌人行而求之，故从辵。丌荐而进之于上也。居吏切。”[1]我国著名新闻史家戈公振认为“”从“丌”，其义为荐陈，犹今言报也。“”从“辵”，其义为行走，犹今言采访也。故“”与“后世记者之职为近”，“之所采为诗，之所记即为春秋”。[2]“之所记”为何是称为“春秋”而不是“夏冬”或“东西”“南北”或其他呢？已佚古籍《夏书》中称“逌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公执艺事以谏。”[3]《夏书》，已佚。此段文字为《古文尚书·胤征》引用传世。见《左传·师旷论卫人出其君》注释。[4]另据刘歆在给杨雄的信中说“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5]前一段文字是说夏朝时“正月孟春”季节，官府委派“逌人”摇着装有木舌的铜铃沿大道到四乡采风问俗。地方官员和官学师傅相互提醒以使自己言行合符规范；从事工艺或体力劳动的人们向“逌人”诉说心中的不平。到了“孟春”，“逌人”回到官府或官学整理采集的民风民俗以上谏天子。因为是得于“孟春”，故以“春”名之。刘歆信说“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们“求代语童谣歌戏”的季节是“岁八月”。乘车视察乡情的“轩车使者”和官府选拔征召的孤鳏寡独且男年过60或女年过50的“逌人使者”，在每年农历八月沿路寻访，以搜集民间流传的“代语童谣歌戏”，因时在“八月”故取“秋”为名。我国著名古代新闻史学家朱传誉认为“风就是民谣。经采集以后，为了便于合乐，在文字或形式上，可能经过润饰、修改，和原来的面目稍有不同”，“所谓‘讴’、‘诵’，只能说是有韵的语言，更近于‘新闻’或‘消息’。我们可以说，谣的原始形式是‘新闻’，‘简其语，齐其句，谐其音’，是为了便于传播。”[6]由于春秋两季，官府“轩车使者”和民间“逌人使者”到民间采风（民间诗歌、谚语、童谣及封国的政治、社会、军事和民间杂闻）并整理成文。原始的“风”更近于“新闻”或“消息”，“风”采自于民间，采风问俗活动在春秋两季进行，所以名为《春秋》，实与当时采风纪事活动规律有关，也与后世新闻采访相似。

　　（二）《春秋》是当时记录社会政治新闻为主要功能的文献类型共有名称，各国《春秋》名称类似于后世的地方性报纸。

　　今人言及《春秋》大多是专指由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丘（字仲尼）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儒家经典之一、春秋时期的诸侯国鲁国的编年史《春秋》（即鲁国《春秋》）。但正如戈公振所言“鲁史曰《春秋》，然《春秋》不必为鲁史”，即“鲁国的编年史称之为《春秋》，但以《春秋》为名的典籍不都是鲁国的编年史”。事实也的确如此。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墨子曾说“吾见百国《春秋》”（见《隋书·李德林传》），具体见到的是哪些国家的《春秋》后人不知其详。但《墨子·明鬼》篇有“杜伯之鬼，射杀周宣王，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莊子仪之鬼，荷朱杖击燕建公，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袾子稾诟（注：原文中为“示”旁）观辜，殪之坛上，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羊触中里徼，殪之盟所，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7]的记载，可知其言不虚。春秋时期诸侯封国沿袭周王朝的史官制度，不少诸侯封国都有记载宫廷和朝政及社会重大事件的《春秋》。

　　周朝政权性质是奴隶主贵族专政。在王朝内部，在王的领导下形成王族和其他贵族（同姓的和异姓的）联盟政权。在诸侯的封国内，是在公候的领导下，组成公族和其他同姓和异姓贵族的联盟政权。[8]打个不很确当的比喻，如把周王朝治下的“中国”视为大一统的现代国家，把周王室类比为中央政府，那么那些由周王室分封“诸侯封国”是不是有点类似现代国家中“省级”行政区域。如果这个比喻有点符合逻辑，那么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各诸侯封国的《春秋》（如鲁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燕之《春秋》）是不是有一点点像诸如《山东日报》、《河南日报》、《河北日报》、《辽宁日报》等地方性报纸，既记载当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也记载诸侯封国与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封国间的关系呢？

　　春秋时期的众多诸侯封国史书都以《春秋》名之，众多《春秋》又不约而同地记载当时各诸侯封国发生的朝政、外交、军事及社会大事。流传至今的《春秋》只是当时鲁国史官所编且经过孔子整理修订的记载鲁国重大社会事件的编年史，准确名称应是“鲁史《春秋》”。戈公振言“鲁史曰《春秋》，然《春秋》不必为鲁史。”[9]是说《春秋》之名在当时不是鲁国编年史的专有名称，而是各诸侯封国编年史的通用名称（如北京早期出现的民间报纸一律称为《京报》）。各诸侯封国《春秋》的内容主要包括这一诸侯封国发生的重大新闻性事件和民情乡俗，以及在其他诸侯封国发生并传播到该诸侯封国的重大新闻事件。

　　（三）《春秋》内容书写方式具有明显的“新闻”特征。

　　今人对“新闻”有众多定义，《春秋》中有些篇章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形式（书写方式）具有后人归纳总结和界定的现代“新闻”的构成要素。有学者认为“在形式或编排上，如果我们用新闻学的眼光来看，《春秋》的‘经’，可以说是标题，释经的‘传’，可以说是新闻的本文。‘经’也可以当做新闻的引言（lead）来看。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短短几个字，就包括了新闻引言所应有的时、人、事、地等几项要素。”[10]如《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所载“崔杼弑齐庄公”内容如下：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娣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见棠姜而美之，（崔武子）使偃取之（为己妻）。（齐）莊公通焉，骤如崔氏。夏五月，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墙，又射之。中股反墜，遂杀之。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舆，有如上帝。”乃歃。公与大夫及莒子盟。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11]

　　鲁《春秋》所记“崔杼弑齐庄公”的文本，在结构上包括了现代“新闻消息”文本的所有要素。其中新闻标题是“崔杼弑齐庄公”，新闻时间为“鲁襄公二五年（公元前548年）乙亥（农历五月十七日）”。新闻人物：主角崔杼、齐棠公遗孀棠姜、继棠公为君的齐莊公、因被齐庄公“鞭”转为崔杼效劳的侍人贾举、由鲁奔齐的齐庄公被杀事件的目击者晏子等。事件起因：齐棠公死后，崔杼前往吊唁时见到棠公遗孀棠姜而心生好感，指使护兵东郭偃把棠姜带回家中成为自己的夫人。继棠公为国君的齐庄公和棠姜私通，常去崔杼家中与之幽会，还把崔杼的帽子送人以炫耀。崔杼对此怀恨于心。他挑拨庄公攻晋以求借晋报仇未果，想杀庄公投奔晋国又没机会。事情经过：侍人贾举因受庄公鞭责转投崔杼。崔杼称病不出。庄公借机来崔杼家中问候，棠姜和庄公照面后出屋。庄公跟随棠姜出去。棠姜回崔杼屋并和崔杼一起从边门离开。庄公在天井拍柱喊棠姜。侍人贾举把其他随从关在门外进入天井，即和庄公甲兵相见。庄公屡求免死均被贾举以“巡夜所捕淫人，崔杼令一律捕杀”拒。庄公踰墙逃命被射中臀部坠地，终死贾举刀下。崔杼报了庄公私通其妻且公然侮辱之仇。事情发展：尽管庄公是死于贾举刀下，但祝佗父、晏子等皆认定庄公系崔杼所杀，并造成普遍的社会舆论。在崔杼成为齐国国相后与邻国商谈结盟时，对方还坚持不与“崔杼、庆封（之流）结盟。”幸亏晏子圆场说“崔杼只是不忠君，但有利国家社稷，是上帝旨意。”结盟才成功。尽管如此，齐国太史还是在齐国《春秋》上记下“崔杼弑其君”。为使此事不载《春秋》，崔杼连杀“太史”兄弟三人，太史四弟不畏死继而书之，崔杼“乃舍之”。

　　不光是《崔杼弑齐庄公》这一篇，其他如《（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鲁宣公十二年）泌之战》、《（鲁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借道》、《（鲁成公二年齐晋两国间的）鞌之战》、《（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等篇，都具备现代“新闻”文本结构的基本要素。这样的文本结构应是自周朝及各诸侯封国“太史”们通过实践总结摸索出来的内在规律：国君或朝臣在看到“标题”时就可获得事件发生时间、主要人物及事件内容等方面的信息，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轮廓，从而吸引读者看下去。后人正是从前人大量的新闻作品文本中总结出便于新闻传播的“新闻”消息文本的主要特征，并在实践应用验证后归纳总结出后世关于新闻消息文本结构和要求的理论。这一分析应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

　　（四）“《春秋》人”对新闻“真实”的追求与后世新闻记者职业秉性相近。

　　《春秋》出自于诸侯封国宫廷“史官”（具体有“外史”“内史”，“左史”“右史”等不同称谓）之手，而这些负责记载《春秋》内容的史官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具有后世“报人”的社会属性，我们暂且称之为“《春秋》人”。这些“《春秋》人”非常重视对历史事件记录的真实可信性（后世有“真实等于生命”的说法）。为保证所记录历史事件真实可信，有些“《春秋》人”（太史）甚至“不惜此头”，为了保证和坚持所记载新闻的真实而献出生命，这似乎和后世新闻记者“视真实为生命”的职业秉性很相似。如《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庄公》记载：“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以及《左传·（鲁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载：乙丑，赵穿攻（晋）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12]。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谓也。……宣子使赵穿逆（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13]

　　《春秋》这两条史料所记之事（“崔杼弑其君”和“赵盾弑其君”）都不是发生在鲁国。前者（崔杼弑其君）发生在齐国，后者（赵盾弑其君）发生在晋国。可见注重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是当时诸侯封国“太史”共同“笔法”而不仅仅是“（鲁国）春秋笔法”。齐国太史为在齐国《春秋》上直书“崔杼弑其君”一事，兄弟相继以身殉职，这是齐国太史在编纂齐国《春秋》时贯彻的齐国“春秋”笔法。晋国太史为在晋国《春秋》上直书“赵盾弑其君”而准备拼命与手握重权的赵盾争辩是晋国太史编纂晋国《春秋》时的晋国“春秋”笔法。“太史”们为坚持新闻真实“不惜此头”。齐国太史一共兄弟四人。老大在齐《春秋》记下“崔杼弑其君”一事，被恼羞成怒的崔杼砍了头。老大被杀（所记应也被毁）后，老二再记“崔杼弑其君”又掉了脑袋。老三续记“崔杼弑其君”同样被砍了头。可贵的是“太史”兄弟中排行第四的弟弟，他在三个哥哥都因记“崔杼弑其君”这事死于非命后仍记下“崔杼弑其君”五字。在兄弟四人为记录“崔杼弑其君”事件“不惜此头”的大无畏精神和凌然正气面前，崔杼明白即使把太史弟弟再杀掉，也还会有人在史书记录这事，方“乃舍之”。更可贵的是“南史氏”，他听说太史兄弟四人为记载“崔杼弑其君”事均死于崔杼刀下后，依然“执简以往”，准备即使拼死也要完成太史兄弟的“义举”。走到半路，得知太史四弟已记下此事且没有被杀，才掉头回家。那位记录“晋灵公不君”的“太史”也值得尊敬。他在《春秋》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晋灵公不是我杀”。太史明知赵盾手握重权，仍义正辞严驳斥说“你身为朝臣，避难还未出境，听到赵穿攻打晋灵公却不回头平叛，不等于是你杀了晋灵公吗？”正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赵盾只得指使赵穿迎回晋灵公之子“黑臀于周”并立其为国君。

　　（五）《春秋》和后世新闻媒介通过社会舆论发挥“劝惩”功能相似。

　　“档案”作用在于让后人通过查阅获知历史真相（宫廷档案则主要是编纂国史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新闻”通过满足社会成员获知新闻消息并形成社会舆论发挥“劝惩”功能。是否能形成社会舆论既是区别“档案”和“新闻”的标志，也是检验某一事物是否具有“新闻”属性的重要标准。春秋时期诸侯封国《春秋》虽然主要承担“宫廷档案”功能，但有时也发挥“朝政新闻”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诸侯封国《春秋》具有“新闻”的某些属性。因为“当时的史官不但有时记录重大朝政大事，而且也把这些大事作为新闻加以公开传播”[14]。

　　《左传·（鲁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明确记载“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谓也。……宣子使赵穿逆（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即晋国“太史”在晋《春秋》记下“赵盾弑其君”后即“以示于朝”，也就是公布在朝臣们议事的厅堂。一方面以证其真伪，另一方面也是发挥“劝惩”功能。就是因“太史”所记“赵盾弑其君”在朝廷厅堂公开展示后，才迅即在朝臣中引起反应，使赵盾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于是才找“太史”辩解开脱责任。如“太史”不是记下“赵盾弑其君”后即“以示于朝”，赵盾就不会那么快知道“太史”所记内容及对自己的道德谴责，其它朝臣也不会知道所记内容而对赵盾形成舆论压力，赵盾就不会自找没趣地去和“太史”论理。因此我们认为，赵盾去论理的直接原因是“太史”记下“赵盾弑其君”后迅即“以示于朝”形成的舆论压力，后来指使赵穿迎晋灵公之子“黑臀于周”归晋并立为国君，也是赵盾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能够形成社会舆论压力正是“新闻”的独特社会功能。

　　尽管《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庄公》所载“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中，没有提及“太史”记录该事后“以示于朝”。但我们认为正是因“太史”记录后也会像晋国“太史”一样“以示于朝”，才导致后来事情发生。如“太史”记下“崔杼弑其君”后不是迅即“以示于朝”而是藏于“石室金匮”，崔杼就无法得知“太史”所记内容，也就不会因记录“崔杼弑其君”一事连杀“太史”兄弟三人，也不会发生“太史”第三个弟弟明知可能再被杀但仍在《春秋》记下“崔杼弑其君”五字，也就不会出现崔杼认识到历史无法掩盖后“乃舍之”，更不会出现“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的情况。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因“太史”记下“崔杼弑其君”并肯定会“以示于朝”后产生的社会舆论。“太史”在《春秋》记录重大事件后“以示于朝”形成社会舆论并产生明显作用是春秋时期诸侯封国较为普遍的现象。《春秋》与社会舆论的互动关系为：所记内容在当时形成社会舆论以发挥“劝惩”社会功能；而所记内容能够发挥社会作用又借助于当时的社会舆论，能够产生社会舆论并借助社会舆论实现传播目的则是新闻传播活动主要特点之一。

　　二、科学辩证认识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起源”问题

　　在探讨“中国地方新闻媒介起源”问题的时候，应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客观地认识任何事物都是处于发展之中的，都有一个从“开始起源”到逐渐“发展成熟”必须经历的“过程”。

　　（一）确认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的理论基点。

　　我们认为：在事物的“起源”和“发展”乃至“成熟”阶段，它的“具体表现”可能有巨大的差异。这个问题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1.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起源”“成形”和“成熟”等阶段不同状态的具体涵义和标志。

　　我们认为“起源”只是开始发生，只是有一点点萌芽，一点点后来可以发展成事实的迹象，而不是后来已经发生的事实。打个不很确当的比方，“起源”只是在一霎那间结合成功的受精卵，而不是后来发展成为的胎儿。国家正式出版的权威语言工具书对“起源”的解释是：（1）开始发生（后面多跟“于”）：秦腔（起源）于陕西|世界上一切知识无不（起源）与劳动。（2）事物发生的根源：生命的（起源）。[15]就是说，“起源”一词的本义是“开始发生”、“事物发生的根源”，即事物刚刚出现时的一种现象。中国新闻事业从“起源”到“成形”不但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过程，且在表现形式上也应有较大差异。所谓“成形”是指“自然生长或加工后而具有某种形状：果实已经（成形）”[16]。事物“成形”必须经过一个“形成”过程即“通过发展变化而成为具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者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17]事物“形成”为“具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才能受到社会比较一致的认可，这一过程犹如人类生命过程中由“受精卵”长成“胎儿”的过程。“成形”事物还须在经过一定发展变化后才能进入“成熟”状态，犹如“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成，泛指生物体发育到完备的阶段。”[18]这就如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经过“十月怀胎”发育成熟后，在“一朝分娩”成为一个独立于母体的社会“人”。

　　如按照“起源”“成形”和“成熟”的不同发展阶段来比照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发展状态阶段，似乎可以为进一步科学、客观地确定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提供一个较为实际的理论范式。“起源”就是“刚刚开始”的“事物发展的根源”，不是也不应该要求“起源”阶段的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达到明显地表现为“具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或者是经过相当时间的“自然生长”后“具有”的“某种形状”，那应是“成形”阶段乃至“成熟阶段”的水平和状态。即使“起源”阶段的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没有表现出世人认可的可以称之为新闻事业标志的“某种形状”，我们也不应否定它已“起源”。就如世人公认长江起源于唐古拉山某一山泉的涌出之处，我们到实地一看，那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而已，站在她的身旁，丝毫感受不到浩浩长江的风范和影子。但世人并没有因为它不具有长江的风范和影子而否认它是长江的起源。

　　2.对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时应有“形态”的理解和界定问题。

　　“形态”是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和“生物体外部的形状”[19]。新闻史学者认定“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朝”[20]或者是“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而且很可能是在‘盛唐’的历史条件下，创始于开元年间”，其标志为当时出现了第一级的“报状”（中央政府发布）和第二级的“进奏院状报”（藩镇在京师所设进奏院抄传），[21]有史实依据和史料验证，完全站得住脚。但我们要指出的是：出现在唐朝的“报状”或“进奏院状报”是中国古代新闻媒介在“起源”之后经过相当时间发展才的“形态”水平，而不是刚刚“起源”的形态。作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在“起源”时应是什么“形态”？学术界似乎尚无人对此做过系统的思考和阐述。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外观“形态”是随着人类社会成员自身的完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完善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纸张产生并较为普遍地使用前，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不可能出现以纸张为新闻介质（纸质新闻媒介）的物质形态。但同时肯定在纸质媒介出现前已出现可以承担荷载新闻信息并在社会成员之间传播的非纸质媒介。实践已经证明龟甲、竹简、木牍及丝帛等非纸质介质同样可承担荷载新闻信息内容并在社会成员之间传播的社会功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同时认为“荷载有新闻信息并在社会成员之间传播”的非纸质媒介同样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萌芽。因此出现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萌芽的时间点应该能确定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起源”时间点。因为尽管直到西汉时期我们的先人才发明纸张，唐朝时纸张的使用才比较普遍，但我们仍不能否认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非纸质介质仍然承担荷载新闻信息并在社会成员间传播的功能。正是认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在“起源”、“成形”和“成熟”不同阶段可能或者是必然呈现不同的状态，以及对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所呈现“形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勇气来重新审视、思考和阐释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起源”问题。

　　（二）已有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提供可资验证的依据。

　　提出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起源”于东周末年的“春秋时期”且以东周末年诸侯封国的各国《春秋》的观点并不是笔者首创，而仅仅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明确化和条理化表述。

　　1.“中国在上古时期已经出现报纸的萌芽”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对应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上古时期”[22]。我国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在其执笔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一章第二节“古代报纸的萌芽和唐代的进奏院状”中明确指出“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萌芽，早在中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雏形。尽管和现代的报纸相比，它们还比较原始，不够完善，但毕竟反映了中国报纸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3]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至今已经20多年，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对这一定论的异议。由此可见，方汉奇先生的这一观点已经被国内新闻史学界所接受。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于2013年12月由天窗专业出版社（Enrich Professiona Publishing）翻译成英文（全10册）正式出齐，并面向全球发售，成为“新中国新闻学著作的第一个外文译本”[24]，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里程碑”。由此可以说，方汉奇先生关于“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萌芽，早在中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雏形”的研究结论不但被国内学术界所认可，传播到国外也未曾受到质疑。

　　2.早在东周末年的“春秋时期”已经形成社会舆论环境。

　　由于诸侯封国史官的新闻搜集记载活动和《春秋》等朝政新闻媒介内容及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舆论环境。著名学者徐中舒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春秋》书法也应是太史的职责，齐太史为了直书“崔杼弑君”之罪，兄弟相继以身殉职。书法必须有广大的舆论支持，形成一种强大的制裁力量然后才能起预期的作用。《春秋》书赵盾、崔杼弑君之罪，原是晋、齐太史的笔法，有晋、齐两国舆论的支持，因此鲁太史才同意晋、齐的书法而转录于（鲁）《春秋》中。同例，《竹书纪年》有许多书法与《春秋》同，也是魏国史官审知当时舆论无异词而加以转录于《（竹书）纪年》中。[25]可见在产生《春秋》和《竹书纪年》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特定社会成员群通过新闻报道影响新闻受众，受新闻报道的影响或引导的新闻受众通过发表意见形成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后又反过来制约社会成员（也是新闻受众）言行的社会现象了。出自“《春秋》人”之手的《春秋》记载具有新闻性的社会事件并经传播后产生的社会舆论，从另一角度验证了《春秋》具有新闻报道和发挥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新闻媒介”区别于“文书档案”的重要标志。我们正是在这意义上认定《春秋》具有新闻媒介属性的。

　　3.各诸侯封国《春秋》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实际效果提供了佐证。

　　首先《春秋》产生的春秋时期社会生活中已存在以收集和传播社会新闻信息为职业（专职或兼职）的社会成员及其社会活动（即新闻活动），即春秋时期各诸侯封国数量不等的诸如“南史”“太史”“左史”“右史”之类掌管朝政新闻事件记载（有时也传播）的专职或兼职人员；其次，社会生活中出现人类社会成员有意识地荷载新闻信息并用于传播新闻的较为固定（稳定）的物质材料及形态，即春秋时期各诸侯封国如鲁之《春秋》、齐之《春秋》、燕之《春秋》、晋之《春秋》等内容的竹简或简帛等物质材料，孔子所说“韦编三绝”即是用牛皮绳固定竹简次序后形成的“竹简书”形态；再次春秋时期社会成员的新闻收集和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产生有记载的社会影响，即如前所述的齐国太史所记的“崔杼弑其君”和晋国太史所记的“赵盾弑其君”等内容“迅即”在朝中产生剧烈反响，并进而影响这些诸侯封国的国政大势；最后，是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对新闻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荷载、发布（传播）的社会运作体制和机制（尽管尚不完善或不完整），诸侯封国应有一整套相对成形的对“太史”“南史”活动进行管理的法令，以保证这些活动的有序进行，以便为诸侯封国“修史”提供可信的素材。

　　三、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起源应不迟于“鲁隐公元年”

　　由于春秋时期的《春秋》出自于诸侯封国诸如“太史”、“南史”等“《春秋》人”之手，他们身处特定区域，承担记载特定区域发生的具有新闻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传播，通过形成或引导特定区域的社会舆论发挥社会功能，使得诸侯封国的《春秋》既具有了“新闻媒介”的某些属性和功能；又因这些《春秋》产生在特定地区，且主要记载发生在特定地区（某一诸侯封国）具有新闻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其舆论监督或社会影响也主要作用于特定地区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所以更具有“地方新闻媒介”的属性和功能；这些诸侯封国的《春秋》出现在中国上古的“春秋时期”，所以它们的出现就标志了“中国古代地方新闻媒介”的正式“起源”。具体时间至迟应不晚于“鲁之《春秋》”所记内容开始的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26]。

　　原文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9页。

　　[2]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3]《夏书》，已佚。此段文字为《古文尚书·胤征》引用传世。见《左传·师旷论卫人出其君》注释。

　　[4]徐中舒编注：《左传选·师旷论卫人出其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4页。

　　[5]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6]朱传誉著：《先秦唐宋明清新闻传播事业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页。

　　[7]墨翟：《墨子·明鬼下》，灵岩山馆原本，第八卷，第58-60页。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8]白寿彝著：《中国简明通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9]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10]朱传誉：《新闻的起源》，载《先秦唐宋明清新闻传播事业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1]《左传·鲁襄公二五年》，徐中舒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0-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