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话新闻是以对话性作为理念和方法的新闻实践。对话新闻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末，之后中国研究者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目前尚未出现具备概括性和解释力的对话新闻理论。当务之急是明确对话新闻研究的现实背景（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以便有针对性地构建中国对话新闻理论体系。本文从全球化及社会转型趋势明显、新媒介技术环境影响加深、新闻业面临危机呼唤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对话新闻研究所面临的现实背景。

　　关键词：对话新闻；现实背景；全球化；媒介技术；危机；理论创新

　　对话新闻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末。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与以色列Oren Soffer教授几乎同时涉及到了对话新闻的概念，前者将其称作“对话式新闻”，着眼于跨文化传播与文化适应过程中不同国家媒体间的对话、沟通与交流，意在确立全球化、跨文化、媒介化的国际语境中，不同国家通过新闻媒介进行相互交往的理念与原则。Soffer将“对话性”原则作为客观性原则的对立面，着眼于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实践原则、指导规范、基本价值理念，认为对话性是对客观性反思的结果。21世纪以来，中国研究者对对话新闻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目前尚未出现具备概括性和解释力的对话新闻理论，当务之急是明确中国对话新闻的现实背景和学术背景，为构建中国对话新闻理论体系奠定基础。本文将从全球化及社会转型趋势明显、新媒介技术环境影响加深、新闻业面临危机呼唤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对话新闻研究的现实背景。

　　我们认为，对话新闻是以对话性作为理念和方法的新闻实践，是包括消息源主体、传播主体（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非民众个体的组织传播主体）、接收主体（受众、观众、读者、用户）、影响主体、控制主体（国家、政府、政党及媒体管理人员）在内的所有新闻主体之间的对话性过程。对话性是对话新闻的本质特性，对话新闻同时具有价值理念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的涵义。对话新闻的价值理念直接来源于西方对话理论的基本特征及已有对话新闻研究中对对话性的阐释，对话新闻作为一种操作方法或者说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方式，来源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过程或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实践。

　　一、全球化及社会转型趋势明显

　　中国目前的新闻传播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着国际和国内两大背景。从国际范围看，一方面，以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趋势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反全球化、文化上的在地化或地方化趋势越发明显。全球化是现代化在全球的扩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性知识的限制塑造了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即带有传统文化烙印、民族心理及思维影响特征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旧秩序发生解域，文化同质与文化差异同时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权力结构网络尚未形成，动荡性构成短时间内的社会特点。

　　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目前处于这一支配性的权力体系之中，时而需要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不确定性责难。在信息秩序方面，中国依然处于后殖民时代的信息弱势地位，新闻传播话语权缺失，难以发挥在跨文化新闻传播或国际传播中的积极作用，还要不断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误解和妖魔化。因此，跨文化新闻传播及国际传播面临着复杂的外在形势，它们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阿芒·马特拉所说，“全球化语境中的传播不仅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文化与经济、制度全球化、媒介应用、地缘政治活动等的把握，而且意味着对解构与结构、排斥与认可、非法与合法、中心化与边缘化、优势与劣势、选择与放弃等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对话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途径，对话既是承认多样性、差异性的策略，也是避免文明冲突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李希光教授提出“对话式新闻”的背景和初衷。可以说，对话新闻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急切地需要相应的理论作指导，因此，对话新闻研究、对话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当务之急。

　　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中国正处于转型社会阶段，由计划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转型，由专制性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由传统文化价值观向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转型期社会矛盾累积，社会利益分化，群体性危机事件频发，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它们将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国内对话传播近年来也取得了诸多成果。新闻学界总体上还未对转型社会背景作出理论回应，笔者认为，对话新闻研究是改变这种窘况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