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三种基本路径：经典文本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从“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在解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诠释”、误读的倾向；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对“批判的批判”进行“辩护”和盲目追随的嫌疑；在探索“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的实践中，不免陷入由“回到马克思”而“停留于马克思”的窠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迫切需要对现有研究路径进行反思与匡正：将文本书写逻辑前置于文本解读逻辑，以文本承载的马克思思想为文本解读的核心内容；辩证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挖掘其问题意识并透视其开放性；实现从“理解马克思”到“运用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研究新路径，形成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困境的理论意识自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路径 反思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三种基本路径：解读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思想、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从“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承继传统研究路径，出版了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但细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这三种研究路径的运用，仍有不容忽视，甚至“事关重大”的问题，如在经典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诠释”、误读的解读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存在对“批判的批判”进行“辩护”的嫌疑，在从“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的过程中出现“回到马克思”却“停留于马克思”的现象。能否前瞻性地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予以纠正，关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之创新与自觉理论意识的养成与否。

　　一、经典文本的“过度诠释”及其回归

　　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经典文本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智识和思维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蓝本和依托，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不仅未随时空的流变而褪色，反而愈加深刻地散发和折射出真理之光。经典文本的存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最根本、最可信、最贴近的研究路径，使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成为可能。

　　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学界以解读和阐释以及“再解读”和“再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度研究和思考，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以主观阐释代替客观文本事实的“预设性”解读或脱离文本意旨的“过度诠释”倾向。在此，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经典中的经典”——《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研究为例，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本解读路径的共同性特征。

　　学界对《宣言》的研究围绕“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与“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两个时间节点呈现两次高潮，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宣言》的解读存在两种倾向：

　　一是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将目光聚焦于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力图以“时代问题”引领“研究转向”。通过对《宣言》的文本解读，深入挖掘其核心思想和哲学旨趣，以此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如在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一些专家学者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出发，阐释《宣言》蕴含的空间逻辑及其历史意义，从“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及两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思考[1]。

　　二是基于解读者的认知、传统研究成果以及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对《宣言》的精神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呈现出“过度诠释”、误解甚至曲解的倾向。如有学者通过理解《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的论述，提出《宣言》蕴含着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存在着忽视文本内容、过度诠释马克思思想的问题；有学者通过将《宣言》与马克思晚年时期经典文本进行对比考察，认为马克思青年时期与晚年时期的思想存在差异，提出“两个马克思”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断裂性”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通过对《宣言》与《共产主义原理》的比较研究，从“历史观对立”和“共产主义观对立”的角度出发，提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问题”，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差异性和片面性取代其整体性和全面性，并由此衍生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的观点，给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解读《宣言》造成了一定影响；还有部分学者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兜售“《宣言》过时论”，将《宣言》的真理性弃置于时间洪流中。

　　《宣言》的第一种解读倾向，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因“文本的‘世界’可以突破作者的世界”[2]。《宣言》的发表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事件，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深刻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见，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也告诫后来者，《宣言》原理的实际运用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以发展着的理论成为现实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意味着后来的读者理解它可以去当初的语境，同时又通过他们的理解和阐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此文本重新置于一个语境中”[4]。

　　《宣言》的第二种解读倾向，则应该辩证看待。一方面解读者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在对文本进行翔实的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较为创新的观点和论断，且不论其结论是否正确，仅就其批判的学术精神来说，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无益处；另一方面，解读者未曾将自身置于文本的原初语境，而以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文本的解读，因此便存在解读者从“我”的存在条件、时空语境入手，主观地进行文本解读。有学者认为，“在解读哲学文本时，始终存在这样的问题：进入一个异己的文本，放弃早先的‘我’以接受由作品本身授予的自我”[5]。可见，在进行经典文本解读时，存在“早先的我”与“文本赋予的我”的关系，只有透过后者的观察，才能避免经典文本解读者以“主观臆想”代替文本的“客观展现”。

　　经典文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精神存在”和“生命延伸”，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穿越时空”与经典作家对话、沟通的“信息传输工具”，而如何实现古今交流通畅并避免“信息失真”，关涉文本研究者能否回归文本形成的原初语境，合理阐发文本的时代之思以及有效掌握文本的主旨意涵等问题。“正如普通人一样，记忆中事件的形式和意义，好象物质对象的体积和速度，将随观察者的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差异”[6]，在马克思主义诞生170余年的今天，时空境遇的剧烈变换，文本的现实力量与历史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日益凸显，作为“当代人”的文本解读者与作为“历史人”的经典作家之间的对话，必然面对着张力扩大的挑战和弥合张力的任务。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如何认识和放置文本解读者与文本、“当代人”与“历史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日益突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致思方式和阐释路向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全过程，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

　　第一，尊重客观存在的文本书写逻辑，回归经典文本的原初语境。这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正确理解文本及其内在思想的前提。文本解读者在现时条件下，对文本的解读具有主动性，文本只有进入解读者的视野、理解中才能展现其“真实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解读者之于文本似乎具有“先在性”。“而真理发现和言说的文本个体性形式，则使文本作者具有话语的优先权和思想本义的原始规定性，解读者对其不能随意曲解、恣情演绎。”[7]文本既已按照经典作家的本意进行构思、书写并沿存至今，由其原初语境决定的内在规定性便不由解读者无限制地阐释。在通过解读经典文本的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如果无涉其生成的原初语境，便难以实现对文本思想原义的准确理解。因此要理解文本，须回归文本的原初语境，将文本置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解读和阐释，完成“当代人”与“历史人”的“场景置换”和“视野转换”，将“历史人”的文本书写逻辑前置于“当代人”的文本阐释逻辑，按照作者的“原样”去阅读著作，唯有如此，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才能置自身于文本生成的“历史在场”，借以明晰文本所指向的问题、所诉求的目的。

　　第二，经典文本所承载的思想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理论跳板”。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进行解读时，文本并不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而只是借以实现自身目的的辅助性工具，重要的是穿过文本表层的“文字表达”，透视甚至进入文本深层的“内容空间”，聚焦文本之内、文字之中的精神、思想及意义。“对象，只有对象自身的内容才是我们科学研究应该追求的真实性所在。解读，重点关注的是解读主体，对象的内容决定于主体的理解；研究，重点关注的是被研究的对象，解读的结果应该力求符合对象”[8]，在进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研究的过程中，不可忽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本研究所关注的是文本的真理性内容、本质精神；其次，文本研究者的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将影响对文本真理性内容的理解，因人而异、结论或有偏差甚至对立；最后，文本研究者的个体偏差导致的解读结果会有差异，但文本的真实内容不应该由解读者“天马行空”地任意理解，而应该以文本的真理性内容为基础进行合理地思维“跃迁”和历史性发挥，不能以“书写的多样性取代理论的正确性”[9]。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追随及其匡正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从人本主义、主体性来理解历史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10]，在旨趣和逻辑上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肇始，其研究对打破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的僵化模式、教条方式和狭隘格局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哲学中挣脱出来，实现了“从‘实体性哲学’到‘主体性哲学’，再到一种‘后主体性哲学’或‘实践哲学’的急速转变”[11]。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转向过程中的历史性贡献和持续性影响，便存在着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何能够既不失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独特性而又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纳为己用，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当积极应对和思考的问题。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引介“西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便已开启。从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年）出版起，国内掀起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成果以专著、论文等形式不断面世。从研究对象来看，或以人物研究为中心，诸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学者，或以人物的某本专著为中心，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等。从研究主题来看，不仅涵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囊括了与“现代性”问题相关的人类社会现实和理论问题，如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市民社会理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不仅在语言、思维等方面较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具有天然的“主场优势”，且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钻研精神、方式方法等主观因素同样值得关注和借鉴。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言，“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12]。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借鉴表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学习姿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值得警惕的是，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可能陷入盲目追随的“危险境地”，或对其进行“停留于表面的研究”却对其关涉“问题的深入研究”不加探索，而有将“批判的批判”变为“辩护”之嫌疑。因此，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便成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问题，理应予以匡正。

　　第一，辩证地、批判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避免盲目追随。“辩证”不仅关乎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同样指向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与其他社会思潮关系的方式和态度，以及对待自身思维成果的批判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既有创新性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也有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层面的缺陷和不足；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有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辩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及其内容纷繁芜杂，对其不应该以“囫囵吞枣”之态全盘照收，而应当持有辩证的认知态度和批判的学术精神。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来看，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自我批判和反思意识。1923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崛起的“开山之作”，其透视着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也直指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便如此，这部著作同样存在重大缺陷，正如卢卡奇在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的反思所言：“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它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13]作者对待自身的思想理论成果尚且如此（尽管序言一定程度上是他被迫对学者“清算”进行的回应，但也能够反映他的思想变化），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以批判的精神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辩证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其思想理论成果。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具有崇尚辩证法的精神。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作为全书的副标题，明确“突出地将辩证法把握为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本质根据”[14]，实际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从“总体的观点”“异化问题”和“阶级意识”等议题展开，驳斥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精神、辩证的态度既是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品质，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推崇和践行的学术规范，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应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地坚守这种精神。

　　第二，历史地、具体地深入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问题域”。从发展史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的形成，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关涉理论创造者对现实问题的观察、认知、体悟和把握。而这一“现实问题”究竟指向何处，意欲何为？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且不论他的具体结论是否科学，其引发思考的出发点值得品味。《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发表之际，人类社会刚刚经历有史以来最悲惨和最值得瞩目的两大历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这两次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从两个角度凸显了“现存”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不合理性，因而也成为卢卡奇批判性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意识来源。时过境迁，伴随资本主义近百年的发展，使之从诸多方面对自身进行修补和“打磨”，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呈现出“向善”的趋势，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仍为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觉察和关注，“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更难用文学来体现或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因为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社会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15]，对社会问题的持续深入思考也成为其创作的现实起点。同时，深入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也要清晰地认识其生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理论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实质上是关注其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无论他们以何种态度看待资本主义，根本上都无法彻底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故而最终为资本主义发展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并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因此，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避免用“拿来主义”将其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普遍化，洗清对“批判的批判”作“辩护”之嫌疑，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态度，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现实，不断开掘自身的“问题域”。

　　第三，透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开放性，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这一开放性兼及理论融合之“开放”、视野眼界之“开放”和研究方法之“开放”。概括言之，（1）理论融合之“开放”。主要体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合各种哲学思潮的包容性。回顾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自其诞生以来就融合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在内部衍生出诸多学派分支，诸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就这些派别的本质生成而言，其建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之上——“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那里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16]。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融会贯通前人哲学思想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时光流转百余年之后的今时今日，如果没有对一切优秀哲学思想的吸收，便无以保持和展现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生命力。（2）视野眼界之“开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理解方式中，在关涉“人”的问题（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及其解决上，可谓视野通透、论域广阔。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方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吸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精华，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从认知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方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生态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从“资本与生态的关系”来加以考察和分析，倡导以限制资本逻辑解决生态问题；从认知与解决人与人的矛盾方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将其归纳和阐释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规定的总体性”“人的异化的整体性”以及“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为解决人的单向度问题提供启示[17]。（3）研究方法之“开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突破了哲学的单一学科研究范式，实现了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综合。就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结果看，主要且至少涉及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等学科，这一学科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广角镜”般的研究视角，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带来更加全面的视野、更加真实的感观和更为科学的结论。值得反思的是，由于近代以来，东方文化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处于弱势甚至是被统治地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致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融合方面重点聚焦对西方哲学思潮的吸收和继承，轻视甚至无视非西方哲学尤其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之精华，因此其研究也现实存在着理论融合的单一性、视野眼界的狭隘性和研究方法的欠完备性等问题。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透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质之时，理应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汲取智慧，在兼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之优势的同时，以中国文化之特性拓展理论边界、扩大研究视域和深化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