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的根本态度是，回归到中国学术自身的问题之中，以“中国话语”来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规模迅速壮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总结其主要成就，具体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创新、资政育人和文化传承诸方面的健康发展。

　　蓬勃发展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表现为：

　　1.学科门类体系趋于完善，邓小平提出的“补课”任务基本完成。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提到社会科学的“补课”问题。30多年后的今天，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学科不仅得到了恢复性的发展，有些应用性强的学科发展的规模还很大，建设水平也提高很快。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共有28个一级学科（不包括军事学门类）、400多个二级学科，形成了门类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学科体系。可以说，邓小平提出的“补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2.“人文”与“社科”两大领域的分化基本完成。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人文”与“社科”的分界点并不明显，大家都在“文科”的大旗下，将自己的学术身份定位为“文人”。这是中国重视文史学习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长期实行科考制度所形成的思维惯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长期不发达的必然产物。不注意自觉区分人文与社科的差别确实严重制约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不能凭感想和感觉解决问题，而是要借助精确的数据，实地调查研究，通过系统的逻辑推理下结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人文”与“社科”不分的现象在今天已经大有改观。

　　3.研究范式发生历史性变化，方法论意识初步得到增强。在1980年代，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主要侧重于介绍和研讨西方从古至今的政治学理论，试图在转变传统研究范式的同时，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发展的学科积累和一套成熟完善的研究方法，使得在学科建构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或简单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经过30多年的努力，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变“拿来主义”为对学术和学科的系统理论建构的重要趋势，即一方面及时跟踪国外政治发展的动态及趋势，认真研究当代国外出现的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和新方法的发展情况，批判地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另一方面则在明确中国社会科学实践功能与理论研究功能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套与这些功能相适应的概念和范畴、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

　　4.大量新学科、新思想、新方法进入中国，对外学术交流活跃。从源头考证，中国社会科学是洋务运动之后引进的西学，传统中国的观念思想和方法一直处在变革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个过程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都是非对称的，基本上只有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少之又少。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和地区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交流不断展开，中国与国际上许多高水平大学、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在不断加强。

　　理论建构自主性亟待加强

　　但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也存在着如下突出问题。

　　1.学科：划分的主观性。学科的划分，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推翻苏联模式，但不顾学科自身发展规律而随意主观地进行学科划分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非常严重。比如，行政管理就因为“管理”两个字，被划分入管理学门类，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二级学科。同时，公共管理这个一级学科本身也带有明显的拼凑色彩。

　　2.概念：数量少且不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大量地译介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尝试着构造自身概念来构造自身学术理论。但由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滞后性，使学者很难在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以自身概念来建构原创性的理论问题，这就使得原生概念更少产生。时下很多人将生活用语、网络用语运用于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不是相反，恰恰反映出学术概念在某些理论领域概念或概念运用上的匮乏。

　　3.理论：建构的依附性。1980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思潮不断被介绍到汉语世界，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但是，能够有效地被运用到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自身学术建构的概念并不多。其中的原因，一是对这些思想很多只是停留在介绍和一般了解上，没有真正运用到中国内生的理论研究上，更没有在由中国原创的思想理论上对其加以深入理解和批判；二是理论建构太多受制于西方学术，而没有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来面对自生的现实问题。

　　4.方法：总体依然滞后与绝对化现象并存。西方学术史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方法对于理论建构的革命性作用，有时候一种新的方法甚至可以开辟出一门新的学科。但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中却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理论建构的方法总体上滞后于西方，另一方面却又滋生了一种“方法论神话”，似乎有一种通用于所有学科的方法，方法论被看作是根除百病的妙药。

　　树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自觉

　　这些亟须突破的问题，归根到底应回归到中国学术自身的问题之中，以“中国话语”来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这条路怎么走？把握如下几个重要的平衡显然比较重要。

　　1.“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平衡。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理论研究可以包括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如果说纯粹的理论研究是一种国际意识的话，那么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就特别需要以本土意识或国家意识为基础。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学术理论日益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不仅从理论研究的双重性上，而且从现代国家对社会研究的内在要求上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负担着国家体系的正当性和国家发展的合理性的论证要求。

　　2.“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平衡。要将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平衡贯彻到具体的人文社科研究中，显然又必须平衡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学科意识其实是导源于学科划分，这种划分归根到底是为了深化对问题的研究而设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的平衡就在于从深度上将问题打通，这种打通需要各学科之间的协作创新。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社科研究中学派、团体工作模式，究其实质就是几种“找平衡”的典型形态。这种方式在人文社会的发展中应该得到大力推广。

　　3.“人文做精”与“社科做强”的平衡。人文各学科属于基础学科，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现实理论建构的表达。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精，显然无法为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合适的概念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基础。人文学科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在工作中则具有较为突出的个体化特点，宜求精，不一定要求有很大的人员规模。社科方面的“强”，则表现在能更充分地利用各种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各种材料，尽可能直接面对社会的实际需求，包括为此适当扩大研究队伍和鼓励采取团队工作方式，以期更好地服务国家需求，更好地推动国际合作。

　　（作者系南开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