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梁启超虽无治《诗》的专书，但他的著作和与友人论学的书信中有相当多的地方对《诗经》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和研究，其中有些观点比较独到，今天看来，仍旧颇能启迪后人。

　　梁启超认为《诗经》有文学的、应用的、作为古代史料的三种读法。读法（视角）不同，所得也不同。他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对上述三种“《诗经》读法”作了系统阐述。三种读法之中，他最重视《诗经》的“文学”读法。他认为《诗经》为我国最古老最优美的诗歌作品，“其中颂之一类，盖出于专门文学家音乐家所制，最为典重矞皇。雅之一类，亦似有一部分出专门家之手。南与风则纯粹的平民文学也……其表现情感之法，有极缠绵而极蕴藉者”。所以，“治《诗》者宜以全诗作文学品读，专从其抒写情感处注意赏玩之，则诗之真价值乃见也”。这种还《诗》以文学真面目的读法，启“五四”时期《诗经》研究中文学本位主义研究思潮之先鞭。

　　梁启超指出，他所说的对《诗经》的“应用”的读法古已有之，并非新创。早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为数甚多的“赋诗断章”的解《诗》活动中就开始了，这也是《诗经》的最基本的解读方法。此种解《诗》方法，一直从先秦延续到汉代。梁启超归纳出的所谓“应用”读法，更关注的是《诗》作为经典对人们道德心智、情感的潜移默化式影响，而并非主要指《诗》的政治功用而言。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与传统的“经学”的读法虽有关联，但又有一定的区别。这是梁氏意欲以文艺改变世道人心，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诗》学研究中的体现。从郭沫若、鲁迅、朱自清等上世纪初期学者文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三是作为“古代史料”的读法。梁启超非常重视《诗经》的史料价值，认为《诗经》“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因为在《诗经》产生之前的年代以及《诗经》产生的年代，并没有出现正史，“传记谶纬所记古事又多糅杂不可究诘”，而《诗经》里的诗篇虽然不是为记事而作，但它“未经后人窜乱”，因而“全部字字可信”。他推重《诗经》史料具有未经窜改的真实性，几年后他又作补充修正，认为《诗经》具体史料不可尽信，因为毕竟是文学作品，“盖文人之言华而不实者多也”。用作史料又必须注意它的艺术夸饰。这是梁氏独具史识的地方。

　　梁启超提出的《诗经》的三种读法，重视《诗经》文本构成的复杂性和作品来源的多样性，强调对《诗经》作多维度解释，在当时和后世都可谓卓然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