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友人悼念刘锡庆先生的文章，忽想起许多往事。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大约在十年前，后来音讯甚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眼前一直浮动的是他那高大、朗健的身影，连同远去的那个岁月，一切仿佛离今天不远。

　　我与刘锡庆只是泛泛之交，相处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但在京城的教师中，他是一个可以深谈的前辈，旧式文人的遗风，在他那里也有一些。他的离去，给了亲朋不小的忧伤。翻看微信里朋友的挽联，想起古人“仰视天之茫茫”之句，不禁暗生感叹。

　　北京的学界有几类教师，一类是在象牙塔里，和世风不甚接触，埋头在自己的学问里，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者是。一类是社会活动家，参与各类的文化活动，在媒体上颇为走俏。但刘锡庆先生不属于这两类，他沉浸在学术里，却又关注现实。一面深染学理之趣，一面又在当下经验里寻觅审美的新意。这使他与学院派区别开来，也与流行的批评家大为不同。

　　张梦阳回忆录里说，他入学的时候许多名师因为是“右派”不能上课，刘先生作为新人开始成为教学的主力之一。刘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前人有衔接的地方。我们看他文章中对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论述，都有一种血脉的联系，而他自己也是自觉汇入那样的传统的人物。这在那时是很难得的选择，他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与恪守这样的传统有关吧。

　　20世纪90年代，我偶尔参加一些文学批评的会议，我们便渐渐熟悉了。他的口音是纯正的京味儿，声音听起来很美。我们见面的时候，都很客气，自然也没有彼此厌恶的那些套路。印象里他十分低调，很少和人去争论什么。他不去强迫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只是提示大家注意作家个性化生长的可能，那语调背后，总有些余味慢慢缭绕着。

　　有一次在红螺寺参加小说的评奖，我与先生隔壁而居。那次会议上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对于作品各持己见。刘先生是组长，他听了大家的意见，显得耐心和气，与众人微笑地商量着相关话题。我发现他是一个很能听不同意见的人，其宽厚、包容之心，散发出旧式学人才有的古风。他的协调过程让众人十分舒服，且得出了大致相近的结论。

　　会议结束后，他把我找来商量工作上的一些细节，自己写出评语。和他谈天可以毫无拘束，好像是久违的朋友一般，全没有长辈的架子。人与人以神遇而得心愉，乃至达到无话不说的程度，是一大幸事。儒家所说的仁爱者，当属于刘锡庆先生这类人物。

　　那一次会议上，我得到他赠送的一本关于散文的专著，对其学术兴趣和基本思想才有所了解。大致说来，他的散文理论有种不同于一般教科书的审美意识。行文中置陈言于体外，得妙意于心中，许多思想都逸出了学院派的藩篱，对于某些僵化的写作模式有一种本然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