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的妙处之一是，已经过去数十年的事件、问题，都可能成为故事的中心。小说叙事更容易呈现观念冲突的症结。作家们充满对现实的关怀，然而当现代文化本身显得不成熟之时，越是现世的、即时性的故事，便越容易成为叙事的障碍。其结果便是，一些随大流的小说顺利成为年终总结的看点，而另一些真正发挥了叙事学功能，把问题引向深入的作品，却往往容易被忽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2011年铁凝的《飞行酿酒师》（短篇）、2015年阿来的《三只虫草》（中篇），以及2016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的陈继明短篇小说《圣地》，值得进一步研究。

　　《飞行酿酒师》混杂着复杂的嘲讽。市场和资本以精微的逻辑赋予某种世俗的消费行为层层叠叠的意义——知识、仪式、身份等等，商品的本质被精心掩盖。这是后现代的商品拜物教，它依附于全球化体系，把这个体系力图覆盖的东西呈现出来。在2015年的“综评”里，郭艳如此评价《三只虫草》，她说阿来借助藏族少年桑吉，阐释了在转型时代的中国个体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物质主义来势汹汹，宗教灵性和现代知识文明还远未相辅相成，个体该如何选择自己切实可行的未来？又如何给少年心性一份精神的启蒙与心灵的安适？陈继明的《圣地》，因小说故事比较单纯，往往会被归入“现实”“人性”“爱”“成长”等“永恒”母题之中。

　　那么，使小说叙事服从于当前政治经济逻辑的价值预期究竟是什么呢？突出的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是文化传统主义价值倾向。持有这种观点的作家认为，今天的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正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把观察现实、时代及民族问题的视角，不约而同地内置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缔造的民间秩序中去了。他们觉得，只要民间民俗文化的秩序还没有被彻底毁弃，抵制现代性的能量就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于是，他们通常对人格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非常有信心。无论讲多么复杂和混乱的城市故事，他们都显得相当有底气。这时候，你就明白，他们笔下的人物为什么到最后，总是那么游刃有余，总是那么干脆利索，总是那么不约而同地删繁就简、返璞归真了。对他们的真诚，我十分敬佩，但对他们观念的有效性我表示怀疑。

　　第二种是隐秘知识或隐秘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创作和评论，好用“隐秘”“私密”“边缘”“偏远”“少数”等知识和经验。这种倾向的叙事和批评，其实正是现代性思想得以贯彻到民间社会结构，并以怀疑姿态重构人本身的努力，乃至于通过人的普遍自觉，建立现代社会机制，理应得到足够重视。然而不巧的是，这一类叙事和评论，并没有充分吸纳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崛起的中国先锋文学思想资源，而是直接采取与现实和解的姿态，于是解构主义被消解了。只剩下了个体私密化地方知识、经验和乡愁，因无法内在于现代社会，它的思想能量也就微乎其微了。

　　之所以说上面谈到的几篇作品为代表的这一路小说叙事，通过不同角度研讨同一个问题，是因为这批小说不同于上述两种情形，并不满足于眼前现实问题，也不是急着给流行文化价值观中的个体找出路，而是企图通过叙事学的凝聚，反复验证当下问题的历史根源。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动用了总体性视野，《圣地》表现得尤其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