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老师者，老师之老师也。除“无师自通”者，不管当事人是否真“通”，都有老师。而只要自己的老师不属“无师自通”者，则定有太老师可“追溯”。所谓学无常师、师出多门、转益多师，都是说一个人往往不止一位老师，甚至师从方式也不止一种，例如有正式开门授徒的，有私淑教外别传的，于是太老师也就常常不止一位了。但不管怎样，我称今年九十四高龄的汪子嵩先生为我的“太老师”，应当不算“高攀”———因为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是汪先生的学生，师生关系具有“可传递性”，于是我就“多”了一位太老师!

　　事实上，我在认识老师之前就“认识”太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我本科阶段的西哲史课堂上，高文新教授讲授希腊哲学，除了叶秀山先生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高老师也曾提到太老师的　《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部书是那个年代尚不多见的严肃的希腊哲学研究著作。

　　但在我的脑海中，后一部著作不如前一部著作的印象来得深刻。一个原因大概在于我对于希腊哲学的理解其实一直停留在高老师为我讲授的前苏格拉底阶段，没有“进阶”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不用说晚期希腊阶段了;另一个原因，则是我的哲学“启蒙”读物、列宁《哲学笔记》其时正在吉大哲学系“如火如荼”，革命导师那句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搞过来搞过去就是搞不清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大意如此)　无疑为我阅读太老师的著作浇了一盆冷水，更何况太老师自己在书中就反复引用导师的那句名言。于是，年少无知的我心中禁不住想:这么“搞不清楚”的亚叔，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搞清楚”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的淮海中路622弄跟随太老师的学生也就是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学习。一次课堂上，范师忽然撇开他的讲稿(其实就是那部《晚期希腊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书稿)，从提包里利索地取出一部手稿小心地让我们欣赏，正当我们为那清健而雅秀的行楷啧啧称奇时，范师以交织着佩服和自豪的神情和口吻告诉我们，这就是传说中的太老师汪子嵩先生的手泽和墨宝!

　　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那时十分红火的《读书》上念到太老师的一篇怀旧文字，其中谈到太老师的老师金岳霖先生晚年经常感叹自己培养了三个落伍于时代的学生:沈有鼎、王浩和殷福生(海光)，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因为我其时前后碰触　《沈有鼎文集》中所附与王浩的通信、王浩撰康宏逵翻译的那部　《哥德尔》，以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三书所引起的感发，“痛定思痛”的太老师演说的“旧事”从此给我留下了

　　磨灭不去的印象。我甚至以为，那很可能是太老师最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字了。

　　在我回到太老师的故乡，在杭州大学准备博士论文时，读到了太老师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学生的学生余纪元教授那篇有名的《亚里士多德论ON》，这毫无疑问是中文世界研究亚叔的一篇标志性文字。记得我在论文中援引了纪元教授对于ON的界定和梳理，此后我曾好几次在杭州见到纪元教授并一同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