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上标志性的一年，各地先后启动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孩”的生育政策。学界密切关注民众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反应，分析并预期政策变化的影响。2015年的人口研究热点，无疑仍是与生育及政策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步步紧随形势发展，记述了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生育变化，还指出了此前未受到足够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揭示了制约人口研究为决策服务的“短板”。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关生育率或生育数量的研究，另一类是对生育政策调整相关研究的讨论和反思，还有一类是分析实施近一年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育率再次下降以来，中国人口的真实生育率至今仍是人口学界争论的议题。回顾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口学者对事实的不懈追求，也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变化规律逐渐清晰的认识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联合国人口司在2010、2012和2015年的人口预测中，亦都根据有关中国生育率的研究调整了对生育率的估计。不过，生育率研究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生育数据能直接地如实反映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状况。因此，探寻“真实”生育率的研究就成为对不同来源数据的评估以及各种假设和间接估计方法的多种尝试。由于对中国人口生育率变化的认识和判断不同，评估数据的标准和应用于估计方法的假设条件也就不同。而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即使应用同一种方法和同一个数据来源，也会得到不同的估计结果。目前看来，这种估计或再估计的努力和讨论还会持续。这一系列对最近20年生育率的研究，表面看来似乎与当下的生育政策调整无直接关联，但其意义并不仅在于“还原”历史，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如何判断生育政策调整后人口的发展形势。

　　2014年“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对政策影响效果的初步估计，引发了众多学者对生育政策调整和进一步调整的讨论或反思。回顾围绕政策调整可能影响到的夫妇规模和可能因政策调整而增加的出生规模的研究，不少学者都认为无法获得基础数据严重影响了研究质量。由于缺乏能够分辨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的基础数据，尤其是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没有按惯例向研究机构提供原始数据样本，几乎所有研究都只能基于间接估计，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在研究方法、模型选取、条件假设等方面，也都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和改进。此外，相关基础研究是估计政策调整影响的依据，例如对现阶段育龄人群尤其是生育高峰年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模式的研究、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深入学术讨论和交流，应当是提升研究质量和保证研究结果可靠性的重要环节。另外，考虑生育政策调整还需要有多维度的研究视角，而不应仅限于人口和出生数量，不应仅限于关于生一个还是生两个的政策规定。生育问题涉及全国人民的家庭需求和夫妻决策，妇女是生育的主体和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担者，不可忽视或低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