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动因、城市问题成因的基础上对西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批判，其中的一些观点能给人以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核心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及城市问题，其核心观点主要有：

　　城市化是资本在空间运动中实现积累的重要形式。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城市不再是自然空间而是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体系而具备了投资价值，为生产领域过度积累的资本投资找到了出路。英国学者大卫·哈维认为，资本家受资本利益动机驱动进行空间领域的投资，是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根本动因。

　　城市问题体现为“集体消费”的供给问题。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泰尔斯认为，工人能够顺利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住房、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等的供应，这些“集体消费”只有在城市才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由于这些“集体消费”相对无利可图，因而越来越成为国家事务；国家因“集体消费”支出巨大而产生供给危机，进而引发城市问题。

　　解决城市问题需要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认为，国家满足“集体消费”、解决城市问题，不仅保证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还利用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促进资本积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及其城市形态存在着对劳动阶级的剥削性。因此，国家要有效发挥上述职能作用，就需要保持相对自主性，而不能完全受资产阶级控制，并应对劳动阶级作出妥协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