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 1941年投入钱穆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严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前期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汉至隋唐的中古长时段。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先后著成《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1998年，大陆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三本小册子合编为《治史三书》。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可以说是最佳治史入门书。除作为最佳史学入门书，《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也值得重视。

　　作为严耕望学术自传的价值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者。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的学术自传。林磊编著《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时，就充分取资了这些素材，较详赡地勾画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术轨迹。

　　不仅如此，在《治史三书》里，严耕望对个人学术也自有定位。他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钱穆）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因此自己的研究“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自我论定是客观而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