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视角来看，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或者说“牛鼻子”，是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所谓身份问题，一句话，就是首先把农民当国民，然后再来谈他是农民还是其他什么民。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关键，是因为，在传统的乡村自治状态被现代化进程打破之后，国家就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力量和终极力量，其他社会力量都只能在国家同意或不禁止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的历史趋势。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归根到底要落在人上，所以首先必须确定各色人等的身份，然后施以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和交往才有基准，社会秩序和发展才有可能。一个人总是会进行多种社会活动，因此会产生多重社会关系和打交道所需要的多重社会身份。那么，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呢？就需要确定不同身份的性质和位序。在现代社会中，国民（或者说公民）是最基本的身份，是整个身份体系的“定盘星”，只有确定了国民身份的外延和内涵，才能确定其他各种身份的价值和相互关系。

　　现在农民不是没有国民身份，而是这个身份的内涵不但太单薄，而且太模糊和随意了，很多在宪法上规定了的内容都落不到实处，常常被农民这个身份“架空”。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首先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国民来对待的。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现在很多农村和农民政策，不管是苛刻农民的，还是厚待农民的，都没有跳出这种思维窠臼。这样的政策思考和制度安排，即使是好心，也未必得到好报。

　　国家应该首先确认和落实所有人的国民身份，然后再根据其他属性把他们划分成市民、农民、X民……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地整合和统一，不然，永远是城乡二元结构。就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来说，只要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总是弱势和吃亏的一方，好不了的。怎么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关键不是什么资本下乡、技术下乡，我看关键是“身份下乡”。只要获得了平等的身份，人的自由活动自然会把城乡鸿沟弥平。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只要把这个因素调动起来，比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要大，都要有效率，都要更持久。不解决身份问题，其他生产要素再怎么下乡，人永远是两群人，鸿沟就永远在那里。

　　当前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才流失殆尽，人都跑到城里去了。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原来农村的能人还是挺多的。现在有点本事、有点门路的人都进城了。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培养“乡绅”，也不可能培养“乡绅”。根本的出路还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之间的利差不要相距悬殊，让农村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不是把农村当城市产业的试验场和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