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诸朝乐府活动和曲目辞章，均代表当时礼乐文化的最高成就和诗歌创作的一流水平，理应成为文史工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但由于各种原因，情况却并非如此。新世纪以来，两年一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和《乐府学》专刊的发行以及乐府学会的成立，是乐府学研究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在傅璇琮、吴相洲等先生倡导下，开展乐府诗学研究的理念应运而生，这对乐府诗诸多领域的深入探究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深入挖掘研讨乐府诗相关文献

　　探寻汉唐乐府诗学的诸多奥秘，应将与乐府诗相关的文史著录、出土文物、石刻壁画、民间遗存、域外典籍等资料载体纳入研讨视域，在对诸多文献归类、校勘、笺注、辑佚的基础上，就歌诗作者、创作原理、功能定位、传承衍变等展开探讨，最终对诸多学术问题作出精准判断和科学阐释。如关于汉《郊祀歌》四时祭歌目下“邹子乐”三字含义的问题，就是典型一例。因为，以武帝为主创作的歌辞乐章就有十多首，且《白麟》《宝鼎》《芝房》《赤雁》《天马歌二首》皆为郊祀所用，即便如此，史志等在载录《郊祀歌》十九章时竟无一标示，可《汉书·礼乐志》载录的四时祭歌《青阳》《朱明》《西颢》《玄冥》题下却标有“邹子乐”三字，《史记·乐书》因“世多有，故不论”一笔带过。《乐府诗集》目录、正文又都略去了这三字。那么，该三字究为何意？“邹子”所指何人？缘何如此标注？时移世易，古时众皆熟悉之事后人竟至懵懂不清。明王世贞视为作者名，认为邹子为邹阳。清沈用济、费锡璜《汉诗说》亦将其标于作者处。之后，梁启超、罗根泽、陆侃如、萧涤非、丘琼荪等皆延其说。清沈钦韩和钱泰吉认为三字当指乐名，邹子为邹衍，但因缺乏论析而影响甚微。如果说邹阳年寿与汉武郊祀已很难有所交集的话，邹衍则战国时人，相差岂不更远？他们各自学说思想与汉武尊崇之儒术是否合拍？各自乐学建树如何？此等命题，内容驳杂且极富挑战性，然诸多研究价值亦自蕴含其中。

　　再如，《秋风辞》作者是否为汉武帝，也是一个争议较大、悬而未决的问题。辞章最早见录于《文选》，相关文献还见诸《汉武故事》和《水经注》，皆言作者为汉武帝，唐宋至清，并有引述而无异议。唯对其创作时间看法不一，如宋王益之认为，应在天汉元年（前100）春三月；清末杨守敬认为，应在元鼎四年（前113）冬十月。因这两次皆非秋季，且元鼎四年武帝年岁尚轻，引发争议，郑文甚而认为辞章或是东汉以后人伪作。另《文选》录其序文说“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云云。这为问题的解决更添几分神秘和困难。因从“上行幸河东”、“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等语句看，序显非武帝所为。为何辞、序作者不一？若武帝行幸河东皆非秋季，缘何诵出《秋风辞》？带着这些疑惑，去探讨挖掘，辨析思考，便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深入探究不同类别乐府诗创作原理

　　与一般意义上的诗歌不同，乐府诗作更强调其礼乐化功能，关乎上层统治者形而上的理念追求。如汉王朝是刘邦带领农民起义军奠基的，其祖上并无值得颂扬之处，故郊庙歌辞类在西汉帝王则有“郊”而无“庙”。汉时特别强调孝道，或亦与之有关，皇帝尊号前加“孝”字即始于此。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传承久远，其首句便是“大孝备矣，休德昭清”。《汉书·礼乐志》曰：“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再如北魏孝文帝礼乐改制，“稽参古式，宪章旧典”，“齐美殷周”，准则《周礼》。何以如此？原来，为提高本民族地位，促进汉化运动，统治者们是以黄帝后裔身份自居的。基于种族渊源的感情认同，他们祭奠黄帝，膜拜尧舜，音律乐理追溯黄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魏建立之初的道武帝时期，虽战获晋人乐器，亦不知其用，皆委弃之。“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生，礼不忘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魏书·乐志》）前后相较，虽皆“乐其所生，礼不忘本”，但事实情况又何异霄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