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法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

　　古人说，“王法无情”，这句话最早出于元代郑廷玉的《后庭花》第四折：“这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国家的法律是不讲情面的。因此，古往今来，我们确实看到，一个尊重法制的国家，人们都按照规矩来办事，的确不能够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法家认为，“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因此，“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法家又主张严刑峻法，按照法家的主张，导致严刑重罚，徒刑遍地，缺乏必要的人道和人文关怀。在这点上，儒家学说主张道德教化，“仁者爱人”“孝悌为先”，实行德主刑辅，注重人道和人文关怀。所以，在情与法之间关系的协调上，法家与儒家的主张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家更注重法，而儒家更注重情。中国古代判案，讲求“天理国法人情”，强调人情对法制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学说的主张。

　　“法不容情”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应当按规矩办事，不能够跑关系、拉关系、讲人情。“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修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违法行为应当严格依法处理，不能够法外开恩。二是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不乏秉公执法之人，如汉朝不畏权势、不徇私情的张释之，秉公执法、主持正义的“强项令”董宣，唐朝“南山可以改移，此判终无动摇”的京兆尹李元，宋朝铁面无私铡亲侄、为民请命的“包青天”包拯，明朝有一个一生刚直不阿、有如包公再世的“海青天”海瑞，清朝也有被称为“于青天”的于成龙，等等。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着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歌颂和赞美那些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清官，歌颂古代执法官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