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1844、1865年，先后参加乡试与会试时，在相关的文件上，填写的籍贯均为天津县。按照子袭三代的惯例，李叔同的籍贯当然也是天津县。这本是没有疑问的事。虽然，李叔同也曾四五次较为直接，或间接，或曲折、隐约地表述过自己籍贯为天津，只是由于他从17岁起，就自称为浙江当湖县（今平湖市，本文仍以旧称名之）人，这就使他的籍贯问题成了学界讨论的重点之一。

　　李叔同以不同方式，提及过自己为天津籍人的具体情形是：1897、1898年，李叔同两次以童生资格应试县学考试时，在由天津县学印制证明考生身份的表格中，填写了自己的学名（文涛）与年龄。这可视为他较直接地认同了自己的籍贯为天津县。

　　第三次是在1915年。李叔同在某撰写的浙江一师《乐石社社友小传》中，关于自己，说是“燕人或当湖人”。这里所说的“燕”，包括如今的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这样表述，李叔同已将自己的籍贯大而化之和模糊化了。

　　第四次和第五次分别在1917年和1922年。1917年旧历九月，李叔同至杭州虎跑寺闻听法轮禅师说法，颇有所悟，归后书写一联奉呈，落款中说：“余于观音诞后一日，生于章武李善人家。”20世纪20年代初，在为谭组云妻丁孺人书写的墓志铭中，落款处则署“清布衣章武李息”（“息”为李叔同的别名之一）。

　　“章武”一名比较生疏，有加以介绍的必要。它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三个名称相同的行政机构：章武县、章武国、章武郡。前者于西汉元年设置，先后延续了685年（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479年），治所在今河北省黄骅县西南。后二者分别于西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设置，始为侯国，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城县平舒镇，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海河以南，文安、大城两县以东，沧州市和海兴县以北之地。公元420年（北魏），章武国改为郡，辖境比前者更大些，至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废除。三个章武（县、国、郡），共历时787年，其间，在时空上有交叉、重叠。三者并存214年。这期间，作为县一级的行政机构章武，依然包括在章武国和章武郡内，它们的关系类似于如今的地级市及下属的同名县（如今之河北省承德市与承德县、邢台市与邢台县的关系）。从辖境上说，章武县最处北部，其区域包括如今的天津市所属范围。尽管李叔同没有明说，他所说的章武，是指县，还是侯国或郡，从区域位置上说，当指章武县。这就是为什么李叔同要借用已经废除一千四百多年的章武县来隐喻和曲折地表述他籍贯所在地的原因了。而他在章武前面，加上有清之名，这在时间上就有点儿历史错位之嫌了。

　　李叔同既不能否认自己的籍贯系天津，又不愿意直白地表述出来，于是采用了隐约、借用等曲折方式出之。何以致此之故，李叔同自有他难以言说的隐痛在。他出身于大户人家，在物质上和名声上，享受着荣华富贵，但在精神上，他是不愉快的。作为侧室之子，尽管家人或社会上人，不一定对他表现出睥睨之色，但在他自己，会有形无形地有一种自卑之感。再有，他的仲兄桐冈，在待人接物上，常常会根据对方的贫富、地位之高下，给以不同的待遇的弊病，这使李叔同十分反感。加上兄弟俩虽系一父之子，但并非一母所生，所以他们之间缺乏真正的手足之情和推心置腹的共同语言。这使李叔同又感到很是孤独、寂寞和抑郁。更使李叔同隐痛不已的是，自己的母亲，作为侧室之一，位处第三，在大家庭中没有地位。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没有了依恃与慰藉，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用李叔同的话说，他母亲“很苦”。如此等等，致使李叔同对“桐达李家”这个家庭，既无好感，常有一种远离和不愿提及之想。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自己的籍贯天津一事，往往不直接表述之故。

　　至于李叔同从17岁起，就经常在其书件、序跋等落款处和印文中，以及他人的赠诗中出现“当湖”的字样，这有两种情形，一是，“桐达李家”始迁祖从出生之地，确系浙江当湖县（有研究者说得更具体，以为那是当湖县的乍浦一地）。这就是说，李叔同的祖籍确系浙江当湖县。这一信息，按情理说，当由李世珍告知其第三房姨太太、李叔同的母亲，又由她告知其子。对此，李叔同的仲兄桐冈也会知道一二的。职此之故，当山西来人认宗续谱时，他“没有答应”。这等于也否认了“桐达李家”祖籍山西说。另一种情形是，李叔同的母亲系当湖人，李叔同说自己是“当湖人”，这是以母亲的籍贯为自己的籍贯。无论哪种情形，李叔同说自己是“当湖人”，以及友人们在回忆录中，和各种艺术史、词典中，凡提及李叔同时，均说他是浙江“当湖人”，这是把李叔同在不同情景下，所指其祖籍或籍贯相混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