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仲章和徐森玉先生是至交。我称徐森玉“徐公公”，幼时常随父亲去徐家。我父母晚婚晚育，我出生前祖父和外祖父已去世。回想亲见之祖辈人物，徐公公的形象首先浮现。我写父辈往事，凡联得上徐森玉必提，但不曾专写沈与徐，直到最近。下文两则逸事，原为三万字长稿内二例。是与徐森玉幼公子文堪叔互忆往事，扩展成单篇的。

　　逸事之一涉公职，我用“徐森玉”：

　　父亲与徐森玉，自1930年代起，工作上向来配合无隙。可是，有次却为一事口角，闹得很不欢，然幸而未散。

　　记得父亲每次说起那事，都提及接收陈群藏书，估计时段相近。那是在抗战结束后，父亲随徐森玉接收江南一带的日伪文物图书。其中一大项目是清查陈群所遗藏书，徐沈二人一主一辅，我堂叔沈锡山也曾相助。郑振铎对收书一向起劲，曾提供情报，但也曾打草惊蛇。全过程是个大题目，资料尚待整理，恐需几篇长文，此处先表过不提。

　　那“不欢未散”之事，起因是上面传来任命，委派沈仲章去香港地区，清点接收文物书籍，名分职位上跟徐森玉平起平坐。可是父亲一向不在乎头衔职称，宁可留沪助徐，谢绝不去。徐森玉劝沈仲章别轻易放弃要职，说这是他和其他学界领头人费力争取来的名分地位，你为主，可带我儿子徐伯郊。

　　可沈仲章不但不领情，还露出不屑的神情，顶嘴发怪论：“你们看重的名分地位，对我是侮辱!”(大意，原话有笔录待查。但“侮辱”二字我印象深，应当没记错。)　父亲的不识抬举，把徐森玉气得好几个月不跟他说话。不过，两人仍然协力。待徐森玉气头过了，又和好如初。

　　徐文堪读后告诉我：“关于令尊抗战胜利后的工作，略加补充如下：当时上面拟任命清理接收敌伪文物图书特派代表，家父为京沪区代表，沈兼士为平津区代表。粤港区代表一职，家父力荐令尊担任，主事者杭立武　(1903-1991)　完全同意，但令尊坚辞。”(“京沪区”中之“京”指南京。)　又补充：“当时的正式名称也可能是‘特派员’，但杭立武本人留学英美，对知识分子特尊重，故冠以‘代表’之称。”

　　数日后徐文堪又追加：“上次言及‘特派员’，再略说几句。……同时任命的，还有一位辛树帜　(1894-1977)　先生，属武汉区。但他是著名留德农业生物学家，长期任西北农学院院长　(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尚为其立塑像)，无法去武汉。沈兼士在1947年去世。各地都形同虚设。只有上海，家父与令尊还做了些事，如接收陈群数十万册图书，分配国内各图书馆。”

　　父亲对我讲徐沈几乎“闹翻”，是当作潇洒趣谈来说的。着重的是他把“名分地位”视为“侮辱”，兼带衬托他与徐森玉之间可以直言不拘。

　　近年来整理父辈史料，治史自当努力求证，存念核查该职正式名称等等，可尚未得空。因此，非常感激徐文堪提供佐证，而且相当明确　(文堪叔总是我信赖之倚)。不过，我见过相关文书，头衔像是“主任委员”，有“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字样，朱家骅或蒋复璁签署，还待日后查找。

　　我又想起至少在陈寅恪和周祖谟等致沈函中，曾有相关言辞。周祖谟函较多，一时找不到具体哪封。记得周函用词是“要员”，袁守和知情。消息源自重庆，像是抗战刚完便议任命。陈寅恪函发自南京，写于1946年6月12日。函内提及他没碰到徐森玉，信息当另有渠道。读来似父亲授职已确定，南京有关方面认为他会赴港。寅恪先生开列了不短的单子，委托沈仲章到港替他访友办事。

　　我知道差不多同时，父亲受何容与魏建功之请，曾任台湾推广国语委员会委员。主要在内地采办设备，筹划培训教师等，也曾赴台。此乃另一题目，而数职　(赴台、派港、留沪助徐等)　委任之先后，也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