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任先生有一张刚到达昆明时的纪念照片：一个穿着灰白色棉军服的青年。日本飞机轰炸长沙校舍，对学校大有跟踪追迹歼灭之意，“长沙临大”大批师生家属从香港绕越南去昆明，同时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转移。而最后一次采访，是央视1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已决定播出，在改版时，需要添加“师生撤离”的细节，我又来央求先生“临阵填空”。我电话催促，任先生说，因夫人冯先生有恙，故不出门了。沈克琦先生告诉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参加校友会开会。张曼菱，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 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关键词：梅贻琦;任继愈;西南联大;步行;哲学;文化;大学;道家;师生;中华民族
作者简介：
2009年春，在北京医院一间僻静的病房里，重病中的任继愈艰难地书写下几个名字，交给了我。他写了梅贻琦、胡适、傅斯年，却没有写蒋梦麟。
“我佩服梅贻琦，我不佩服蒋梦麟。”这是任继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我说的。
任先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语，言外之意让你自己领会。然而此时，他却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自己的校长提出了指责，语气刚毅。
西南联大学人普遍对梅贻琦校长怀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战争是一场“国难”，我懂得，任先生这话直接针对两位校长在忧患中不同的担当态度。
从东三省沦陷，梅贻琦已知，中国“与日本一战”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转移清华设备与物资，将预备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长沙去盖楼，为后来的师生提供了战时教学的可能性。梅贻琦也从此肩负起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责。
梅贻琦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浩然大气，有八年“不弃不离”的职责坚守。蒋梦麟则初始反应迟钝，致使北大面对“七七事变”猝不及防。及到了长沙，面对简陋的校舍他颇无信心，将“长沙临大”称为“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很快，蒋梦麟离开了这条惊涛骇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话蕴含着对战时大学艰难玉成的体验，及他终其一生对志节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辞世而去。仲秋时节，我登台湾，代他一一祭扫诸校长墓地。
